《出发去比赛》是一篇很特别的小说，它篇幅不长，却孕育出了两个独树一帜且让人难忘的人物形象——“我”和老张。此外，小说中多处出现了将写实与象征合二为一的尝试，让人恍惚间看到张爱玲小说的侧影。

　　这似乎是作者蔡思琦的第一篇小说，在这一期《山西文学》上，她的简介很短，只说了年龄和籍贯，以及“现就职于某中学”。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我近乎执拗地认为，作者一定是语文教师，搜索后证明果然如此。可以发现，作者将自己部分的主体性融入了对“我”这一人物形象的建构之中——和小说中的“我”一样，作家本人也毕业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对于人生履历不甚丰富的新人作家来说，给小说人物设置自己所熟悉的文化背景，这种策略是保险且妥当的。对于《出发去比赛》而言，这一选择还不期然地提升了整篇小说的艺术品质——提高了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叙事可信度。作为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我”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构建起了整个故事，这个故事质朴、感人，还偶尔流露出不乏感伤的抒情格调。如果作家让叙述者“我”蜕去“汉语言大学生”的身份，将主人公简化为普通的年轻保安，那么作品的感情基调和语言风格就会与人物形象形成巨大的割裂。

　　从人物看，小说中的“我”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大学毕业后与同事老张成为忘年交，并在他身上感受到了久违的父爱；老张幽默有趣，孑然一身，靠做保安、卖水果为生，会在外人面前编造出“学汉语言的儿子”“在国外的女儿”等亲人。这是两个挣扎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但前者却在做保安之余尝试着写小说，后者则能把“平价的香烟抽出了时间、天气、心情”。他们似乎是传统意义上的“失败者”，却在作者笔下闪耀出了人性的光辉。

　　对于作家来说，写实和象征两种手法，择一取之都不难“重点突破”，难的是把这两种方法熔于一炉，达到既写实又象征的高蹈境界。放眼现代文学史上的诸多作家，张爱玲是这方面的高手。在《第一炉香》中，葛薇龙试图在乔琪乔的“黑眼镜里寻找他的眼睛”，却只看见“眼镜里反映的她自己的影子，缩小的，而且惨白的。”在墨镜镜片上看见自己小小的影子，这是写实，符合科学现象，却又是象征，隐喻着薇龙在感情上的弱势地位。而在《出发去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到相似的设计。小说中，“我”吃着老张卖的茌梨，认为它“比起秋月梨、雪梨恐怕都不遑多让，可惜就是贱。有时候你自认轻贱别人也不会买账，总觉得你还能更贱点好。若换个名，换个包装，换个店面，就大有人买单。实质没差”。这既是果蔬市场常见不鲜的经济现象，也象征着当今年轻人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倘若将这处情节置于整篇文章中，则象征意味更浓——“我”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中文系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做老旧小区的保安。尽管“我”自认没做成过什么事，但在老张眼中，“我”却一直都是大文豪、大作家，乃至他在澡堂里还自豪地称呼“我”为“侄子”。在这个意义上，“我”就是那颗“自认轻贱”的茌梨，但老张却始终对“我”信任，给“我”鼓励。在老张眼中，“我”这颗茌梨比秋月梨和雪梨还要甘甜。

　　此外，小说中写实与象征的融合还体现在“比赛”这个关键词上。在文本中，“比赛”既是题眼，又是整篇小说的一条隐线，在作品中所占篇幅不多，却足以将读者情绪推向高潮。在小说末尾，“我”在心中默默将自己想好的作文念给了已然离世的老张——小时候，爸爸带着“我”出发去轮滑比赛。对“我”来说，轮滑鞋是玩具鞋，刀架是塑料的，别人都说“我”输了，但“我”与父亲共度的这段经历却是真实又感人的。小说尾段写道：“这就是我好容易憋出来的作文，老张。我憋了这么多年，但我没撒谎。老师可能说它是流水账，但你一定会夸我真厉害，夸我是个大文豪。你会的，老张，你会的。”“憋”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我”此时突然把作文“憋”出来了呢？其实正如上文所说，老张的出现弥补了“我”人生中缺位的父亲形象，而老张实际上也已经把“我”当成了儿子看待。这种真挚的感情关系激活了“我”对父亲的回忆，进而想起这段真实的童年经历，“憋”出了这篇兼具写实意与象征意的“流水账”。直至此时，我们似乎才明白了小说标题中“比赛”一次的所指——人生。人生这场比赛，我们的对手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只要能“玩得很开心”，只要能愿意“下次再来”，我们就算得上不虚此行，不负此生。

　　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们创作出了一大批同情父亲、悲悯父亲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出发去比赛》赓续了这一创作图谱，塑造出“我”与老张这对精神上的异姓父子，展现了他们二人携手共度的一段温暖时光。对于老张来说，他的生命已经奏响终曲，但于“我”而言，“我”的人生还未完结。老张让小说中的“我”明白了人生这场比赛的真正规则，也让读者们得以超脱出传统价值观的束缚，更深刻地思考我们应当怎样去度过一生。

　　见习编辑：郑欣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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