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去的那家面馆就藏在离小区不远的街尾。门头檐下悬着褪色的红灯笼，映着“关中手工面”的木匾。那匾上的裂纹里沁着厚厚的油烟，像极了黄土高原的沟壑。

　　店主是对陕西夫妻，男的姓高，女的被熟客唤作嫂子，两人操着浓重的秦腔。后厨里老高手持长筷翻搅着沸锅里的面条，蒸汽模糊了他的身影，嫂子穿梭在桌椅间，端面、收碗、擦桌子，动作麻利得像一阵风。他们的小女儿妞妞从会爬时就在这面馆里长大。我常看见她趴在面案下玩面团，白嫩的小手粘满面粉。嫂子忙起来会吼她：“别挡路，娃，撞到客人啦！”可转身又往她嘴里塞块糖。

　　老高的案台上的面团堆得像小山，他抄起擀面杖“咚咚”敲打，案板震颤着发出沉闷的响声，惊得窗台上的麻雀扑棱棱飞起来。最绝的是扯面，他捏住面剂子两端，往空中一甩，面皮便如绸缎般展开，“啪”地摔在案板上，震起细白的面粉。

　　我曾数过，一碗面要经七次摔打、九道拉扯，最终变成宽窄均匀的裤带面。嫂子守着灶台，三眼煤炉吐着蓝焰，铸铁锅里的沸水里翻涌时，像极了河流的浪花。她捞面的动作极利索，竹筷在锅里打个旋儿，便精准挑出几缕，抖三抖沥干水，装进蓝边碗。

　　浇头是现成的：红亮的油泼辣子、酸香的西红柿鸡蛋、稠浓的肉臊子，随客人口味任选。我总爱来碗岐山油泼面，看老高舀一勺滚烫的菜籽油浇在辣子面上，“刺啦”声响里，辣香混着蒜香腾起，瞬间激活味蕾。

　　我端过碗，拌了拌，挑起一筷子送进嘴里。面条筋道，辣子香而不燥，蒜末和醋的酸香在舌尖上跳跃。我吃得额头冒汗，他站在一旁点了一支烟。

　　“今天的面咋样？”

　　“好吃，比我在陕西吃的还地道。”

　　我问他：“哥，咋想着来南方开面馆？”

　　“年轻时候在工地干活，伤了腰，干不了重活，就琢磨着做点啥。咱除了种地，就会擀面。”

　　“想家不？”我问。

　　他沉默了一会儿，烟灰掉在地上：“咋不想？但回去了，又能干啥？在这儿，至少还有人吃我做的面。”

　　我没再说话，低头吃面。面汤上漂着油花，热气模糊了视线。我突然觉得，这碗里，装的不仅是面条和汤汁，还有他对生活的期盼。

　　慢慢地，我也成这家店的常客。去的多了，也看到了店里客人的来来往往。经常在饭点的时候面馆挤满了人。有附近写字楼的白领，有学生，更多的是在这座城市打拼的外乡人。穿呢子大衣的中学老师常碰到，爱要一碗素臊子面，就着腌黄瓜片吃得斯文；骑电动车的外卖小哥喜欢“干拌”，辣子放得狠，三两下扒完面，灌口面汤便匆匆赶路；还有一位老爷子，每次只要碗青菜面，配两瓣糖蒜，用陕西话跟老陕唠嗑，说的都是秦岭脚下的旧事，末了总叹一句：“这面，跟我婆做的一个味儿。”

　　过了大寒，南方的冻雪压弯了店门口的梧桐树枝，老高在玻璃门上贴出告示：“回陕西过年，正月十七见。”鲜红的纸衬着窗上的冰花，那扭扭歪歪的“陕西”二字里，仿佛藏着整个西北的风雪。趁着他们还没踏上返乡路，我总忍不住往店里跑，把热乎的面汤灌进胃里，仿佛这样就能提前把西北年味揣进怀里。

　　后来我搬去城东，有了娃便很少出门吃饭，那家面馆自然有小半年就没去了。那天心血来潮特意去一趟，才发现红灯笼变成了灯箱，“面馆”变成了“菜馆”。新店主说他们一家三口回陕西了，据说老高父母身体越来越差了。

　　我站在店门口，就着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不知这一路上，老高带着妻女、拖着家当，会经历多少颠簸与困顿。回到家乡后，又如何一边照顾父母，一边撑起一家人的生计？

　　忽然听见风中似有擀面杖的余响——那声音让我想起妞妞六岁那年，有一次打翻面碗，老高举起笤帚却终究没落下，只重重叹了口气。那叹息如今想来，分明是揉进了八百里秦川的尘土，和那2000多里路的乡愁。

　　见习编辑：赵小萱

　　责任编辑：周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