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像一场黑雪，落在今年一月的一个午后。

　　我正蜷在沙发上，对着屏幕里的搞笑综艺傻笑。综艺里的人摔了个屁股蹲儿，观众的笑声浪头似的涌过来。父亲的电话就是这时候打过来的，他的声音不像那些轻飘飘的笑声，而是沉重地爬进我耳朵：“你外公走了。”

　　“哪个外公？”话一出口我就知道荒唐，我只有一个外公。可我依然期望着爸爸说，是某个远房的外公。人有时候就靠着一句蠢话，把自己往远处推一推，好像离坏消息就能远一点。挂了电话，屏幕里的笑声变得尖锐，吵得人脑袋生疼。周围一下变得空荡荡，但回忆却涌了上来。

　　小时候的夏天，外公总爱把我抱在怀里，坐在吱呀作响的老摇椅上。晚风轻拂，他宽厚的手掌会轻轻捏捏我的手，又点点我的脸蛋儿，陪着我数天上的星星。“一螺穷，二螺富，三螺四螺开当铺……”他一边念叨着，一边用那树皮般粗糙、布满老茧的手，仔细摩挲着我的小指肚。“喏，有3个螺呢，你将来可是要开当铺的。”我也好奇地扳过他的大手，数着上面的“螺”，可惜如今已记不清有几个了。只清晰记得，那双历经风霜的大手，总能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摸出一颗甜甜的糖果来。

　　外公走得很轻。听我妈妈说，只是有一天，他去外面拾掇了一些纸壳子，有点累了，几天后，就离世了，没受什么苦。

　　外公走后，那些没来得及捆的纸壳歪七扭八地堆在门后，像外公一样，也没了生气。

　　第一次见骨灰，是外公的。那冰冷的机器像头沉默的兽，吞进一个完整的人，吐出来时，只剩一捧灰，混着几块没碾碎的骨头，灰白的，像被晒了一冬的雪。我不觉得怕，只是在想，原来人最后会变成这样，轻得能揣进怀里。

　　在殡仪馆那间小房，外公平静地躺在那儿，穿了件新做的藏青色的寿衣，袖口没抻平，皱巴巴的。子孙们跪成一圈，虽然垫了稻草秆子，但依旧硌得膝盖生疼。妈妈和姨妈的哭声漫过来，像涨潮的水，冲得我东倒西歪。我不敢抬头，害怕看到那张只能见最后一次的脸。但那是外公啊，我跟自己说了一遍又一遍，“看一眼吧，最后一眼了。”我慢慢地抬起头，看了一眼，但之后再想记起什么，全模糊了，像被风吹散的烟。

　　葬礼那天，黑色的拱门搭在屋前，白纸花被风吹得歪七扭八。请来哭丧的女人，跪在灵前大哭：“我的青天大老爷哎……养儿育女不容易……”她的嗓子哑得像破锣，眼角却干得发亮。哭到半截，她忽然停住，对着我们喊：“再给点钱，老爷子在那边才舒坦！”看着舅舅把钱递过去后又接着“哭”起来，音响把她的声音放大了好多倍，能掀开屋顶，穿透云层。她的丧歌有板有眼，什么时候该磕头，什么时候该烧纸，都得听她的号令。前来吊唁的人里，有人忙着递烟，有人在一旁唠嗑，有人抹了把脸，分不清是被风吹的脸疼还是难过。这场没有彩排的表演，大家又哭又笑，倒透露着一股说不出的荒诞。

　　送葬的队伍往山上走，纸钱飘了一路，爆竹也响了一路。在披麻戴孝、头脚伏地的跪趴下，在喇叭、锣鼓的吵闹声中，四面八方的亲戚齐聚在此，为了这次告别。

　　回来时，门口的晒场已摆开了酒席。大铁锅支在铁架上，油锅里“刺啦”一声，肉香混着香烛的烟，漫在凉飕飕的空气里。大家谈笑风生，好像上午埋的不是谁的亲人。我端着碗，看着他们的脸，忽然想起外公说过的话：“人这辈子，就像地里的庄稼，熟了，就该收了。”

　　我明白，死亡不是消失，是换了个地方扎根。那些假哭，那些笑闹，那些没敢多看的眼神，都是人对付死亡的法子，我们太渺小了，对付这么大的事，只能像过家家似的，笨手笨脚地，跟先走的人说再见。

　　而我，总会在某个午后，想起他的掌心，想起糖果的甜，想起那双手粗糙又温暖的触感。

　　见习编辑：郑欣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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