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2024级本科生李江宁发朋友圈，分享暑期支教的经历，其中谈到了他本人备课、上课的感想。李同学称这是他第一次正式给小孩子上课，“是个很难的工作”。这条朋友圈瞬间勾起了我的一段记忆——高三时，我曾在胡会宁老师的课堂上讲过一次历史课。

　　2003年秋天，我升入高三。由于当时已确定2004年的高考实行改革——语文、数学、英语以外的6科，由原来的大综合一张试卷改为历史、地理、政治文综试卷与物理、化学、生物理综试卷，故高三年级分为文科班与理科班。我的文科成绩优于理科成绩，尤其历史还是我最喜爱的科目，于是我选择文科班。

　　胡老师对课堂节奏一直把握得很好。她讲课永远是那样不疾不徐、循循善诱。有一天，要讲南宋初年的局势了。上课前，趁着课间，胡老师把这一节课各部分内容的标题先写在黑板上。等上课铃声响罢，她说：“今天咱们换一种方式，我不讲，由同学们来讲，有没有哪位同学愿意试讲？”胡老师希望有人毛遂自荐。

　　从小学到高中，我所经历的课堂模式从来都是“老师讲，学生听”，一切的教与学都奔着考出好成绩的目的。在这种模式的规约下，老师几乎完全主导课堂，负责灌输知识，学生的课堂参与局限于接受知识、学会解题；师生之间最大的互动则是老师提问题、学生作答。像胡老师这样把讲课的主导权完全交给学生，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其他同学应该也是第一次遇到吧？

　　一时间，教室里鸦雀无声，没有人回应胡老师，眼看要冷场。她又追问道：“没有人愿意讲吗？”在此之前的历史课上，我一向是课堂互动的积极分子，我能感觉胡老师的目光投了过来。然而那一刻，我正盯着课本，大脑迅速记住这节课的知识点，耳朵自动过滤胡老师鼓励大家的话语。大概过了三四分钟，我举起右手，自告奋勇道：“我来讲！”胡老师脸上现出欣喜之色。

　　那节课，我不知道自己讲了多长时间。我走上讲台，拈起一支粉笔，学着老师的样子，一边讲，一边板书，情绪由初始的紧张渐趋于平稳。那天，我人生第一次以“老师”的角色完成了一次历史课试讲。待我讲完，胡老师提出表扬：一是该讲的知识点基本都讲到了；二是板书不错；三是能够跳出黑板上标题框架的限制，灵活地讲解相关内容。胡老师问同学们有没有不足之处。我记得李飞同学指出了板书的一处错误，我把“绍兴和议”写作了“绍兴议和”。

　　至今想来，那次课我讲得其实比较粗糙。由于是仓促“上阵”，缺少了必要的备课环节。正因为没有备课，无法查阅其他书籍对课本知识形成补充，故所讲内容仅限于课本，单薄得很。尽管如此，在彼时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我凭着对历史课的热爱，已把自身的能力发挥到了极限，讲完后更从胡老师那里得到了正向的反馈，是很有成就感的。

　　还有一点需要解释，当胡老师提议由学生讲课，我之所以没有立刻回应，是因为我知道讲课是不能念课本的。从小学到高中，教过我的大部分老师都对讲课内容十分熟悉，讲起课来游刃有余。当时的我竟按这个标准要求自己，忘了问胡老师我在讲的过程中是否可以看看课本。

　　如今的我已在高校任教9个学年。为了讲好一节课，我需要做大量准备，研读教材，查阅文献，撰写讲义，制作PPT，随时关注学术动态以更新授课内容等，总感觉做得不够充分，谨慎得不能再谨慎了。与此相比，高三的那次课堂试讲，堪称我少年时代的一次勇气爆发。短短几分钟的准备竟支撑着我讲了下来，可能这就是年少时的“无知无畏”吧！那一年，我17岁。整个高三，胡老师只有这一次把讲课的主导权交给一个学生，却成了我未能相忘的美好记忆。

　　这么多年过去，高三时的那次讲课始终萦绕于心，或许它是埋在我心底的一颗种子。是种子，总有一天要发芽、开花、结果。当我盲填高考志愿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历史专业。当我博士毕业后，又坚定地选择了教师职业，研究历史、做老师将会是我一生的事业。

　　见习编辑：赵小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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