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新诗的人，常说新诗起于民国初年的“五四运动”前后，说当时的文艺创作者，逐渐舍“旧”而趋“新”，放弃文言而改用白话；就诗歌而言，就是舍弃格律固定的旧体诗，改写形式自由的新体诗。这话当然没错，但如果我们稍加留意，就可以发现：当时还是有很多学者文人，只写旧诗词而不写新诗，有的则新旧兼顾，有的甚至像闻一多所说的那样，“勒马回缰作旧诗”。新文艺作家中，常被人提到只写旧诗词的，有郁达夫、张恨水等人。这里只谈郁达夫。

　　郁达夫的旧诗词，今存600首左右，至于他的新诗创作，则历来研究者多阙而不论，或迳言没有。事实上，是有的。如果扣除他后来为新加坡若干学校写的校歌不算，最少还有两首。

　　第一首是1921年8月5日作的，题目叫《最后的慰安也被夺去》。这首新诗，发表于1921年9月下旬的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它很像是一首模仿西洋诗歌形式的悼亡词，悼念一位住在隔壁的如花的少女。那时候，郁达夫还在日本留学，住在东京，所以诗中少女的名字“噢哈哪”，很有东洋味。“噢哈哪”就是日文“花”的音译。

　　这首诗写得很有韵味，每一段都各自押韵，通篇用悬念的手法，回环的技巧，营造一种婉转哀伤的情调。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写作日期，是该年8月5日，那一天正是郭沫若新诗集《女神》，列为“创造社丛书”第一种，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日子。

　　核对资料还可以发现：那时候，郁达夫刚与郭沫若、张资平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创造社”不久。6月8日才正式成立，7月郭沫若即回上海找泰东图书局洽谈出版合作事宜，而郁达夫则因胃病暂时留在东京调养。恰巧在那时候，郁达夫所作的一篇小说《银灰色的死》，也在7月的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连载了6天，引起读者广泛的反响。所以郁达夫在该年9月初回到上海之后，马上把他先前已完成的一篇小说《沉沦》，加上新写的小说《南迁》，和《银灰色的死》合在一起，以《沉沦》为书名，列为“创造社丛书”第三种，于1921年10月15日，仍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

　　为了配合此书出版，郁达夫还特地翻译德国葛迪（今译歌德）的《迷娘的歌》一诗，附在《南迁》篇末，以供读者对照。就在这一年，他还曾为郭沫若的诗剧《女神之再生》写了一首德文诗，而且稍后还写了一篇论文《〈茵梦湖〉的序引》，后改题《施笃姆》，介绍德国近代诗人施笃姆的生平及其诗歌特色。因此把《最后的慰安也被夺去》这首诗，放在郁达夫当时的写作背景看，就可以了解它的产生，应该与欧洲文学和新文学逐渐流行的风气有关。在此之前，郁达夫只写旧诗词，不曾用新诗来抒情言志。

　　郁达夫的第二首新诗，是1923年秋天写的《秋在何处》。这首新诗的遣词用字，还保留着旧诗词的一些习惯，例如每句末字都尽量押韵，例如“在蟋蟀的床边”“在怨妇楼头砧杵”这些句子，也不禁令人联想到《诗经》及唐诗中一些相关的诗句；而且像“碧落”“容与”这些文言词汇，旧诗人习以为常，新诗人却早已弃而不用了。

　　1923年9月3日，郁达夫和同乡沈姓友人从上海搭火车到苏州去旅游散心。车抵苏州时，天空正飘着蒙蒙细雨。郁达夫在改乘马车去府门的路上，觉得车窗外的田野景色饶有诗情画意，所以就提笔写了这首诗。这首诗寓情于景，所要表达的，也正是一种文人所惯有的秋天的况味。

　　上述的这两首新诗，如果对照郁达夫的写作历程来看，很有意思。从1921年8月起，到1926年深秋，是他用力于小说创作的时期，但也是他旧诗词创作数量最少的时期，5年之间，只有寥寥几首。如果再对照民初新体诗的发展来看，那几年所出版的新诗集，不只郭沫若的《女神》受到文坛注目，仅以1922年出版者为例，像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冯雪峰、应修人、潘漠华、汪静之四人合著的《湖畔》等等，也都普遍受到读者的欢迎。甚至在《湖畔》出版时，郁达夫还曾亲笔致函作者，表示祝贺之意，同时勉励为新诗的发展，作更大的贡献。这是否意味着：郁达夫这个时期诗歌创作的取向，曾经考虑舍“旧”而趋“新”，换言之，就像他当时用流畅白话写小说、散文，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那样，他是否也曾在别人的鼓励下，考虑舍弃旧诗词而改作新诗呢？其实这并非不可能。

　　这是一个值得郁达夫研究者或民国诗歌史研究者讨论的问题。

　　见习编辑：郑欣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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