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烽火的嘱托
——99岁游击队战士高克伦的抗战记忆
苟文彬
来源:中国青年作家报
(2025年09月16日 15版)


8月的岭南水乡,天气原本晴好,一场暴雨突如其来,天色由乌转青,继而透出些许亮光来。云层裂开一道缝隙,有金光从中射出,照在湿漉漉的马路上、绿叶上,万物皆闪闪地发出光来。
榕荫如盖,河涌如网,一叶5人龙舟箭一般穿过石桥,时间在这里仿佛是缓慢的,又仿佛白驹过隙。我此行的目的,是要叩访一位岁月深处的亲历者——出生于1926年的抗战老兵高克伦。在广东顺德,像他这样经历过抗日战争、至今在世的只有3位。他就像一部活着的史书,安静地居住在这样一片和平的水乡,身上却镌刻着华北平原的烽火与峥嵘。
老人的家在一条安静的老街里,那里是顺糖宿舍楼,铁门虚掩。推门进去,他正坐在红木椅上,听见动静,抬头一笑,声音出奇地洪亮:“来啦?”那一刻,你很难想象,眼前这位精神矍铄、眼神清亮的老人,已是近百岁高龄。更难以想象,80多年前,在日寇占领的河北献县老家,10多岁的他就踏上了充满危险但信仰坚定的革命道路。而今,那段烽火连天的记忆,被他用一口不改的冀中乡音,一字一句地复活。
16岁,暗夜里的那盏灯
时间回到1942年。华北平原,被日军的“囚笼政策”和密集据点切割得支离破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处于战略反攻的前夜,但在中国敌后战场,日军的封锁与“扫荡”却达到了空前残酷的程度。封锁沟一道接一道,乡亲们出村要“良民证”,粮食要被“征缴”,年轻人稍有不慎便成“通匪”。高克伦老先生的家乡岔道村,离日军据点不过3公里,炮楼上的太阳旗像一根毒刺,扎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上。
就是在这样令人窒息的环境里,革命的星火仍在暗中传递。高老回忆,那时他还只是个半大孩子,正因为年龄小,不易引人注意,成了地下党组织物色的理想人选。“(党)支部书记叫高方德,我们同村,他看我念过几天书,有点文化,就悄悄找上了我。”老人的叙述平静,却勾勒出当年的惊心动魄。入党,没有申请书,没有隆重的仪式,只有党支部书记拿出的一个油印小本子,照着上面的誓词念。
从此,16岁的高克伦成了一名秘密党员,单线联系,除了高方德,无人知晓他的身份,他也不认识其他同志。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日军据点侦查。“去看看鬼子汉奸在干吗,人多不多,有没有增加,要是增加了,可能就要出来‘扫荡’了。”每日的窥探,如同在刀尖上行走,为游击队送去至关重要的情报。还有“破线”——就是电影《太行山上》里演的那样,剪断鬼子的电话线,锯倒电线杆,在公路上挖沟,破坏敌人的通讯和交通。高克伦少年时代的勇敢,彼时即融入了民族救亡的洪流。
战火中的人间至情
因为有文化,高老在游击队里还多了一项任务——教村里那些没机会读书的孩子认字写字。“那时候,能认几个字,就是天大的本事。”在残酷的战争间隙,村头的破庙、打谷场的草垛,都能成为他的临时课堂。他用树枝在地上划,孩子们跟着念。知识的光芒,即便在日寇封锁的黑暗年代,也从未熄灭。
更重要的是替那些不识字的老乡和战士写家书。烽火连天,音信隔绝,一纸家书抵万金。战士们把对父母的牵挂、对妻儿的思念,一字一句地告诉高克伦。他伏在油灯下,斟酌词句,把那些粗粝的情感化作温暖的文字,报平安,诉思念,表达那些暗含着的为国尽忠、虽死无憾的决心。许多写好的信,或许永远无法寄达;许多写下家书的战士,也再没能回家。那一封封代笔的信,是战火中的人间至情,也是他用另一种方式与游击队战士、老乡们坚守的阵地。
1942年的华北,日军实施了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高老谈及此处,语气沉重:“封锁得太厉害了,出来进去都要‘良民证’,动不动就封村、抓人。”为了报复游击队的活动,日军常常疯狂地焚烧村庄。
他亲眼见过整个村子被点燃,浓烟蔽日,哭喊震天,来不及逃走的村民惨遭杀害,焦黑的断壁残垣下,是无辜百姓的尸骸。“我们身边也有两个村民被残忍杀害,当时在暗里看着,唇齿都咬出血……”高老说到此处,眼角湿润,双手无力摊开。这种暴行,是日本鬼子对中国军民的恐吓,却更坚定了军民“血债血偿”、抗战到底的决心。平原之上,无险可守,但人民的心,就是最坚固的堡垒。
确保电台畅通是铁的命令
很快,高克伦成为冀中军区37区队的一名通信兵。“在游击队里,没有绝对的前方后方,碰上敌人,团长师长都得拿枪上。但通信兵,无疑是其中最辛苦、最危险的岗位之一。部队住下了,我们就得马上架设电台,和上级联系。部队休息了,我们还在干活。”所在游击队里负责通信的就他和师傅二人,一人架电台,一人收发电报。
电台是游击队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每一次成功的发报,都可能关系到一次战斗的胜负,甚至一支部队的存亡。而电台信号又极易被日军侦测,发电报如同在敌人耳边敲锣。
“常常是刚发完报,立刻就要收起设备紧急转移,有时甚至能听到敌人追踪的枪声和摩托车声。但不管酷暑风雨之夜,严寒冬季,确保电台畅通是铁的命令。”高老说这话时,眼神无比坚定。也让我明白,这份工作考验的不仅是体力,更是惊人的毅力和随时准备牺牲的忠诚。
在广袤的平原打游击,“走”是常态。“我们是白天住下,晚上行军,从来没在一个村子连续待过两天。”高老说。天蒙蒙亮时进驻一个村庄,天黑后又悄然奔赴下一个目的地。“吃饭更是简单至极,老百姓给什么就吃什么,一天两顿,没什么早饭午饭,常常是糠菜窝头,能吃饱已是万幸。”
支撑游击队坚持下去的,除了赶走日本鬼子的坚定信念,还有就是人民群众毫无保留的支持。“冀中的老百姓,好啊!”老人反复强调,情感真挚。“部队进村,百姓主动腾房、筹粮、照顾伤员,严守秘密。真正的军民一家亲,鱼水情深。”军队保护人民,人民哺育军队。这种血肉联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能够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
你们守护的是我们当年做梦都想看到的中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时,部队顿时沸腾了。“战士们扔帽子、拥抱、嘶喊,许多人边笑边哭。狂欢庆祝啊,高兴!没事了!”巨大的喜悦冲刷着多年的苦难和牺牲。高老回忆至此,满脸欢颜。
然而,狂喜之后,新的考验也随之而来。很多冀中籍的战士渴望回家团圆,思想波动很大。“所以党员的工作就艰苦了。这时候党员就要站出来,讲道理、稳军心。因为后面还有更长的路。”高克伦和党员们带头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动员大家“将革命进行到底”,跟随部队奔赴新的战场,为解放全中国而继续战斗。
从战火纷飞到和平建设,高克伦老人从华北奔赴岭南,见证了祖国从积贫积弱到繁荣富强的伟大历程。离休后,他安居岭南,享受着宁静的晚年。谈及国家今日的发展,老人眼中闪烁着欣慰的光芒。
采访最后,他对着镜头,说出了他的心里话:“牺牲的战友们,为了国家解放,打败日本鬼子,值得我们永远纪念。活着的人,要好好工作,为国家多做贡献。”他顿了顿,声音依旧铿锵,“现在国家强大了,生活好了,但过去的苦不能忘,牺牲的人不能忘。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要珍惜,要努力,要爱国,要把咱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更强大!青年军人更要记得:你们守护的是我们当年做梦都想看到的中国。”言毕,高老抬手敬了一个军礼。动作有些迟缓,却依旧标准、庄重。阳光落在他布满老年斑的手上,如镀金光。
那一刻,我看到了整部中国现代史,在这个岭南安静的午后,被一位近百岁老人,轻轻合上。
离开高老家,夕阳为岭南水乡镀上一层金光,河面碎金荡漾,一如老人眼中不灭的光彩。历史并未走远,它活在一位近百岁老人的记忆里,更应镌刻在每一个后来者的心中。
责任编辑:周伟


8月的岭南水乡,天气原本晴好,一场暴雨突如其来,天色由乌转青,继而透出些许亮光来。云层裂开一道缝隙,有金光从中射出,照在湿漉漉的马路上、绿叶上,万物皆闪闪地发出光来。
榕荫如盖,河涌如网,一叶5人龙舟箭一般穿过石桥,时间在这里仿佛是缓慢的,又仿佛白驹过隙。我此行的目的,是要叩访一位岁月深处的亲历者——出生于1926年的抗战老兵高克伦。在广东顺德,像他这样经历过抗日战争、至今在世的只有3位。他就像一部活着的史书,安静地居住在这样一片和平的水乡,身上却镌刻着华北平原的烽火与峥嵘。
老人的家在一条安静的老街里,那里是顺糖宿舍楼,铁门虚掩。推门进去,他正坐在红木椅上,听见动静,抬头一笑,声音出奇地洪亮:“来啦?”那一刻,你很难想象,眼前这位精神矍铄、眼神清亮的老人,已是近百岁高龄。更难以想象,80多年前,在日寇占领的河北献县老家,10多岁的他就踏上了充满危险但信仰坚定的革命道路。而今,那段烽火连天的记忆,被他用一口不改的冀中乡音,一字一句地复活。
16岁,暗夜里的那盏灯
时间回到1942年。华北平原,被日军的“囚笼政策”和密集据点切割得支离破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处于战略反攻的前夜,但在中国敌后战场,日军的封锁与“扫荡”却达到了空前残酷的程度。封锁沟一道接一道,乡亲们出村要“良民证”,粮食要被“征缴”,年轻人稍有不慎便成“通匪”。高克伦老先生的家乡岔道村,离日军据点不过3公里,炮楼上的太阳旗像一根毒刺,扎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上。
就是在这样令人窒息的环境里,革命的星火仍在暗中传递。高老回忆,那时他还只是个半大孩子,正因为年龄小,不易引人注意,成了地下党组织物色的理想人选。“(党)支部书记叫高方德,我们同村,他看我念过几天书,有点文化,就悄悄找上了我。”老人的叙述平静,却勾勒出当年的惊心动魄。入党,没有申请书,没有隆重的仪式,只有党支部书记拿出的一个油印小本子,照着上面的誓词念。
从此,16岁的高克伦成了一名秘密党员,单线联系,除了高方德,无人知晓他的身份,他也不认识其他同志。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去日军据点侦查。“去看看鬼子汉奸在干吗,人多不多,有没有增加,要是增加了,可能就要出来‘扫荡’了。”每日的窥探,如同在刀尖上行走,为游击队送去至关重要的情报。还有“破线”——就是电影《太行山上》里演的那样,剪断鬼子的电话线,锯倒电线杆,在公路上挖沟,破坏敌人的通讯和交通。高克伦少年时代的勇敢,彼时即融入了民族救亡的洪流。
战火中的人间至情
因为有文化,高老在游击队里还多了一项任务——教村里那些没机会读书的孩子认字写字。“那时候,能认几个字,就是天大的本事。”在残酷的战争间隙,村头的破庙、打谷场的草垛,都能成为他的临时课堂。他用树枝在地上划,孩子们跟着念。知识的光芒,即便在日寇封锁的黑暗年代,也从未熄灭。
更重要的是替那些不识字的老乡和战士写家书。烽火连天,音信隔绝,一纸家书抵万金。战士们把对父母的牵挂、对妻儿的思念,一字一句地告诉高克伦。他伏在油灯下,斟酌词句,把那些粗粝的情感化作温暖的文字,报平安,诉思念,表达那些暗含着的为国尽忠、虽死无憾的决心。许多写好的信,或许永远无法寄达;许多写下家书的战士,也再没能回家。那一封封代笔的信,是战火中的人间至情,也是他用另一种方式与游击队战士、老乡们坚守的阵地。
1942年的华北,日军实施了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高老谈及此处,语气沉重:“封锁得太厉害了,出来进去都要‘良民证’,动不动就封村、抓人。”为了报复游击队的活动,日军常常疯狂地焚烧村庄。
他亲眼见过整个村子被点燃,浓烟蔽日,哭喊震天,来不及逃走的村民惨遭杀害,焦黑的断壁残垣下,是无辜百姓的尸骸。“我们身边也有两个村民被残忍杀害,当时在暗里看着,唇齿都咬出血……”高老说到此处,眼角湿润,双手无力摊开。这种暴行,是日本鬼子对中国军民的恐吓,却更坚定了军民“血债血偿”、抗战到底的决心。平原之上,无险可守,但人民的心,就是最坚固的堡垒。
确保电台畅通是铁的命令
很快,高克伦成为冀中军区37区队的一名通信兵。“在游击队里,没有绝对的前方后方,碰上敌人,团长师长都得拿枪上。但通信兵,无疑是其中最辛苦、最危险的岗位之一。部队住下了,我们就得马上架设电台,和上级联系。部队休息了,我们还在干活。”所在游击队里负责通信的就他和师傅二人,一人架电台,一人收发电报。
电台是游击队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每一次成功的发报,都可能关系到一次战斗的胜负,甚至一支部队的存亡。而电台信号又极易被日军侦测,发电报如同在敌人耳边敲锣。
“常常是刚发完报,立刻就要收起设备紧急转移,有时甚至能听到敌人追踪的枪声和摩托车声。但不管酷暑风雨之夜,严寒冬季,确保电台畅通是铁的命令。”高老说这话时,眼神无比坚定。也让我明白,这份工作考验的不仅是体力,更是惊人的毅力和随时准备牺牲的忠诚。
在广袤的平原打游击,“走”是常态。“我们是白天住下,晚上行军,从来没在一个村子连续待过两天。”高老说。天蒙蒙亮时进驻一个村庄,天黑后又悄然奔赴下一个目的地。“吃饭更是简单至极,老百姓给什么就吃什么,一天两顿,没什么早饭午饭,常常是糠菜窝头,能吃饱已是万幸。”
支撑游击队坚持下去的,除了赶走日本鬼子的坚定信念,还有就是人民群众毫无保留的支持。“冀中的老百姓,好啊!”老人反复强调,情感真挚。“部队进村,百姓主动腾房、筹粮、照顾伤员,严守秘密。真正的军民一家亲,鱼水情深。”军队保护人民,人民哺育军队。这种血肉联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能够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
你们守护的是我们当年做梦都想看到的中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时,部队顿时沸腾了。“战士们扔帽子、拥抱、嘶喊,许多人边笑边哭。狂欢庆祝啊,高兴!没事了!”巨大的喜悦冲刷着多年的苦难和牺牲。高老回忆至此,满脸欢颜。
然而,狂喜之后,新的考验也随之而来。很多冀中籍的战士渴望回家团圆,思想波动很大。“所以党员的工作就艰苦了。这时候党员就要站出来,讲道理、稳军心。因为后面还有更长的路。”高克伦和党员们带头做战士们的思想工作,动员大家“将革命进行到底”,跟随部队奔赴新的战场,为解放全中国而继续战斗。
从战火纷飞到和平建设,高克伦老人从华北奔赴岭南,见证了祖国从积贫积弱到繁荣富强的伟大历程。离休后,他安居岭南,享受着宁静的晚年。谈及国家今日的发展,老人眼中闪烁着欣慰的光芒。
采访最后,他对着镜头,说出了他的心里话:“牺牲的战友们,为了国家解放,打败日本鬼子,值得我们永远纪念。活着的人,要好好工作,为国家多做贡献。”他顿了顿,声音依旧铿锵,“现在国家强大了,生活好了,但过去的苦不能忘,牺牲的人不能忘。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要珍惜,要努力,要爱国,要把咱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更强大!青年军人更要记得:你们守护的是我们当年做梦都想看到的中国。”言毕,高老抬手敬了一个军礼。动作有些迟缓,却依旧标准、庄重。阳光落在他布满老年斑的手上,如镀金光。
那一刻,我看到了整部中国现代史,在这个岭南安静的午后,被一位近百岁老人,轻轻合上。
离开高老家,夕阳为岭南水乡镀上一层金光,河面碎金荡漾,一如老人眼中不灭的光彩。历史并未走远,它活在一位近百岁老人的记忆里,更应镌刻在每一个后来者的心中。
责任编辑:周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