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外文学史，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埃尔诺的伊沃托、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韩少功的马桥……作家们往往建构了一个又一个在文学史中经典化的坐标。无独有偶，对于陈崇正来说，“潮州”“碧河镇”“半步村”都成了他为当代文学地理版图贡献的文学坐标。无论是对潮汕当地文化的考究，还是南方寓言的想象，甚至于荒诞的魔幻现实，陈崇正都在虚构的语言冒险中，延续着其一贯“绵密”的小说创作风格。

　　与其长篇家族史诗《归潮》通过百年叙事正面“强攻”潮汕历史不同的是，《家在潮州》选择了一种相对节制、轻盈的方式。作者从散文、小说、诗歌三个维度回溯文学和地理双重意义上的故乡，这一独特的文体结构本身，便构成了极富深意的文学“造势”。它不再局限于修复祠堂、改造书楼等物质层面的行动，而是升华为一种在语言和文体内部构建精神秩序的创造性实践。

　　《家在潮州》的实践与当代文化研究中的“地方感”的建构、文化记忆的书写等议题深度契合，它积极呈现了一个正被自觉的书写行为所不断重写和重新发现的、动态的生活空间。陈崇正说，随着写作的深入，“越挖掘越感到陌生”。这种“陌生的熟悉感”，正是现代人面对精神原乡时的普遍体验。

　　继《归潮》《英歌饭》出版后，作者重写故乡的文学母题，将矛盾暗藏其中，试图从他的经验观出发再次探索精神还乡。例如随笔篇中的《碧河居简史》，作者以“盖房子”为线索，延续自我与故乡的血肉联系。其态度一方面是偏向情感的，盖房子承载着老一代人眼中的期盼，同时又肩负着迁移祖宗牌位、“让祖宗吃上安心饭”的伦理责任；而另一方面是偏向理性的、带有些许批判的，他敏锐地指出故乡在缓慢的迁徙中形成的贫富区隔，也包含着无奈于人情社会，询价即成冒犯的潜规则，乃至对风水先生、香火观念等传统，都还是保留着一种“买心安”式的疏离接纳。全篇穿插对于传统工艺的描写、宗族源流的考据，都体现出他身居物与灵的民间信仰体系里，艰难辨认出自身文化的来路与困局。尤为突出的是，文本中还存在不少协商之处，与家族史协商，与习俗协商，也与自我认同协商。越是复杂的矛盾，越造就了作品的张力。

　　陈崇正对真诚的执着，就直接体现在他对写作语言的审慎态度上，而正是这种警惕，划定了他文学“造势”的边界，绝对不是为了营造虚幻的文化奇观，或滥情的乡愁。《家在潮州》的书写，覆盖潮汕平原被水系切割的分离感，也时刻兼具岭南文化内部统合的特质。他笔下的文化元素化作在水中游动的鱼，不是总能让人看清。这种写作，是在熟悉陌生的差异中，去探寻那些细微、稀松平常而一直发热的事物，一处祠堂、一个宗庙，又或者是段潮汕讲古、神鬼传说。陈崇正的写作始终处在故乡与他乡推拉效应中，正是这种张力，迫使作家必须找到一种“悬浮视角”。

　　在《在谷雨怀念清明》一诗中，阿嫲的“红晕”、阿公的“大步”，与想象中动作放至最轻的“我”拥有同一片雨幕，于是这样悬置的时空浮现眼前。陈崇正的诗法，或许在于信任细节的灵力。诗中作者把谷雨的生机与清明的静穆叠合，具象为“香火”“白蜡烛”，形成了一道微光的门槛。“红晕”与“大步”这样带着颜色温度、动态感知的意象，加上人物动作后的留白，将生死恐惧在此转化为敬畏，将神圣的仪轨与稚嫩的生命相连，作为血缘与时间生动的证词。

　　从更深层次看，无论是家族史的重新梳理，还是地方文化的现代转化，“造势”都代表着一种主动的建构行为。就从碧河镇谈起，收录在《半坡村叙事》中的《春风斩》以黑色幽默的笔触，通过虚构中荒诞的情节和人物命运，再现时代骤变下特殊时期人性的挣扎。不妨让这种幻想再走一步，《念彼观音力》中曲曼拜观音脱难，崔浩的迷茫困窘悉数折叠在一个时空之内，企图通过念彼观音的神通力改天换命，疏通阶层。最后幻想落脚到怪诞，甚至前卫的魔幻现实，《黑镜分身术》中从“黑镜分身”到“灯影分身”，再到“平行分身”，“分身术”穷尽各种形态，莫吉被矮弟姥一分为三，谭琳一个身体内住着两姐妹，以及令人震撼的分身术操作现场，杂糅了科幻、巫术、武侠等多元的元素，充满异化的世界中这些神乎其神的农村经验变得可观、可感、可被讲述，同时他避免返乡通俗叙事的窠臼，使得小说具备了现代性的思辨色彩。

　　书写潮州，终是为了应答一个更根本的命题，“林雨果问‘什么是潮州’，实则在问‘我是谁’，这是每个当代人的命题。”《家在潮州》的写作，让地域写作从低处，从普罗大众中，为飘荡不定的灵魂们都找到了一处足以安放真诚与诗意的居所。陈崇正在坚持重申回归到作为一个作家的主体性，回归到地方性写作，回归到家族精神、地域文化、南方寓言的不懈努力，恰让读者得以窥见自我，写者重拾信心。

　　见习编辑：郑欣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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