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很向往家宴。一大家人团团围坐，桌上升起的氤氲白雾模糊了脸庞，笑语声此起彼伏，菜端上来，聊的是家长里短；三杯酒后，说的是国家大事。孩子们吃饱了就偷偷钻到桌子底下，在大人们散着热气的“围城”里安心躲藏。电视会一直打开，但没有人会关注上面演了什么，那只是人间烟火的简单配乐。无论外面是下了雨、打了雷，有多么灰蒙蒙、阴暗暗，屋里永远是暖黄色的灯光和人情的温软。在我心里，这种家宴是郑重的，是具有亲族血脉象征意义的，我总是贪恋着这份热闹。

　　我的亲戚都在老家住，平时不常来往，但我也是参加过几次婚宴的。在我的家乡房山，村里办喜事要在路边搭上高高的塑料大棚，蓝色、红色、白色的条纹相间，村里包办宴席的一条龙班子，吹拉弹唱全包，摆桌掌勺都管，满墙大红喜字，好不热闹。这种席面也是颇有讲究，菜品必须是双数，寓意“好事成双”，比较常见的席面有“八八席”和“十二八席”，荤素搭配，有凉有热，为的是求吉利、图圆满。那时候都是父亲带着我去，我是认生的，他拽着我挨个“认亲”时，矮小的我总会咬着手指躲在他的腿后。父亲在桌上一边敬酒寒暄，一边把我爱吃的四喜丸子和蒸鱼夹到我碗里。我是席上最小的孩子，耳边嘈杂的人声和锣鼓声，是我小时候对大家族的第一次理解。满地的鞭炮红外衣和菱形彩带，是这场盛大欢喜的证明，而我只是被动置身于一套仪式之中。

　　记事以后，最盼望的就是年夜饭。年前赶大集买的肉满满卤上一锅，腊月二十八发的白面变成热气腾腾的开花馒头和枣花，各色家常小菜错落摆开，三人围坐，大快朵颐。这时朋友们一定会互相晒出丰盛的年夜饭照片，定格住男女老少十几口子人碰杯的瞬间。我用筷子蘸蘸父亲的杯中酒，感觉与寻常日子没什么两样。很多人把一张满人的饭桌，当成衡量家庭幸福的标准答案，可真正的生活，本就应该有残缺与留白。

　　但我没想过，我人生中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家宴”，是在父亲葬礼结束的这一天。仪式落毕，哀乐停了，纸钱灰烬被风扫散。蓝白色的塑料棚下是挂着泪痕的长辈，平日里天南地北、经年不见的亲戚，整整坐满了十几张木桌，我大多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也弄不清辈分远近，坐在其中，一瞬间竟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恍若隔世。房山的规矩里，红白宴席截然不同。喜席图双数圆满，丧席则用单数，菜品清淡素雅，没有重油重色的硬菜，素白的桌布衬着简单的菜式，这是村里人对生死的敬畏与郑重。

　　散落的白纸条被人们踩出悲伤的痕迹，我为父亲织的围巾被匆忙放在路边，下棺时翻出来的新土上的蚯蚓被阳光晒得频频蠕动，姑父在土堆上插的一株树苗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在漫山遍野刺眼的白色中透出微弱的生机。当然，这都只是我眼中的昏暗景色，宴席一开，瞬间满堂喧腾，没有人刻意沉溺悲伤。久别重逢，积攒了数年的话头一下子涌了出来。叔伯们落座就开酒，大声谈着生意、收成和近况，笑声坦荡，推杯换盏。姑婶们扎堆坐在一起聊着家常，麻雀般叽喳着，声音密密麻麻、层层叠叠。人们递烟、添茶、寒暄打趣，白色的桌布变得鲜艳轻快，山间吹起的阴风热得发烫，这里与村里最红火的婚宴没有半点分别，甚至比寻常家宴更热闹。这是乡土社会一套古老的生存逻辑：悲伤不宜长久陈列，宴席要继续，人情要流转，宗族的联结要借由饭桌维持。

　　而我坐在人声鼎沸里，心里翻涌着一场无人知晓的海啸。

　　姑姑推推我说：“去，给大家敬敬酒，说两句感谢的话。”这是我从小在饭桌上最不擅长的环节。我心头发沉，忽的想起什么，拿起筷子蘸了一口酒，火辣的酒精刺入口腔，变成泪水涌出眼眶。他们不像在刻意掩饰悲伤，他们只是习惯了生死礼数，把生命的初生与结束都看作烟花一场，来时热烈璀璨，去时坦荡释然，这是人们最通透又坚韧的活法。父亲缺席了这一场最轰轰烈烈的宴席，所以派了身边的银杏树前来，树叶在棚子上落满一层。餐具的塑料包装掉落在我身边空荡荡的座位上，就像我小时候将头轻轻靠在父亲腿上。我终于亲历了一场完整意义上的家宴，可这份“团圆”，是以永别作为代价。

　　宴席渐近尾声，按着房山的老礼，宴席剩菜不能全倒掉，要留一点在锅中，叫作“留福根”。向邻居们借来的桌椅板凳，归还时要附上一点零钱，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礼数，寓意带走顺遂、不留晦气，守住邻里间的善意与坦荡。风掀起棚布，哗啦一声，掀走这席间最后一点喧闹。

　　乡土礼俗自有它的宽厚，它教会一代人接纳生死流转，让社群在变故之后继续运转，可这并不能消解属于一个人的伤口，悲痛是绝对私人的。

　　很多人奔赴家宴，奔赴的未必是眼前满座的宾客，而是那些再也不能落座的人。当血脉中的某一个人永久退场，再盛大的饭桌，也补不全家的完整。或许真正的团圆，从来不是一定要所有人围坐在一张桌上，而是我们心里，始终为缺席者留着位置。

　　责任编辑：郑欣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