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那棵香樟树是村里最老的树。我常常去树下坐着，从春天坐到冬天，从清晨坐到黄昏。树下有几块被屁股磨得发亮的青石，我总是挑一块最靠树干的坐下，后背抵着粗糙的树皮，透过树荫看进村的路。

　　挑担的、骑车的、牵孩子的、拄拐杖的……村里人从树下经过，有的会和我点个头，有的会停下说两句话，有的就径直走过去了。日久天长，我习惯了坐在这里，村里人也习惯了我坐在这里，好像我也是这棵树的一部分。

　　我也尝试和他们说过话，因为我有好多话想说，不说出来心头便堵得慌。

　　我先和孩子们说话。村头到村尾，这土路是孩子们的游戏场。隔壁老王家的小孙子虎头虎脑的，起手一招便是一呼百应。我喊住他，从口袋里掏出几颗水果糖来。跟在他身后的孩子们呼啦一下就围上来了，小泥手伸得高高的，此时也顾不得“孩子王”的面子，一心只想要到一颗水果糖。我剥了一颗西瓜味儿的塞进最小的那个丫头嘴里，她笑起来，露出缺了门牙的牙龈。

　　我问：“你们想不想听我讲个故事？”

　　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说想。可我刚开了个头，领头的男孩就坐不住了，在石头上扭来扭去，像只屁股上长了刺的猴子。似乎不满注意力都被我吸引走了，于是乎，“孩子王”站了起来：“这有什么，我家有巧克力，想吃的跟我走！”

　　瞬间孩子们都站了起来，叫喊着要吃巧克力。临走，他冲我做了个鬼脸，喊了一声“走喽”，一群孩子便呼啦啦地跑了，糖纸扔了一地，笑声洒了一路。他们跑得那样快，我都来不及说，其实我也有巧克力。

　　后来我意识到，是我拂了他的面子。于是我吸取了教训，以后都先问他愿不愿意听。但他是个坐不住的性子，每次坐下听了一会儿就要去赛马、捉迷藏。在“花费”了几十块糖都没说完我的故事后，我放弃了与孩子对话。

　　我仍旧坐在香樟树下，香樟树开花了。细碎的黄绿色小花藏在叶子中间，不显眼，可香气却铺天盖地的，整个村口都浸在一种清冽而温柔的香气里。蜜蜂在树上嗡嗡地飞，蝴蝶在树下绕来绕去。我坐在那样的香气里，觉得浑身的毛孔都舒展开了，像被一双很温柔的手从头到脚地抚过。于是我把我的故事讲给了香樟树，它报我以一朵小花。

　　后来我又试着和老人说。村东头的老罗头86岁了，每天傍晚都会拄着拐杖在村口转一圈。他走累了，就会来这棵树下坐一坐。一来二去聊的都是家长里短，我觉得时机成熟，大概能与他说说心里话了。于是这天我递给他一支烟。

　　一缕白烟从鼻孔里缓缓呼出来，慢慢往上升腾，和远处的炊烟搅在一起。

　　我说：“罗叔，人这一辈子……”话还没说完，他就笑了。这样见惯了世事、什么都已经了然了的笑，让我感到了些许冒犯。

　　他弹了弹烟灰：“年轻人，你想得太多了。人这一辈子，就那么回事。”他浑浊的眼睛看着远处，穿过香樟树的叶片，看向了高远的天空，远到我还够不着的年月。他说的“就那么回事”，对他来说也许是真的，可对我来说，却像一层厚厚的雾，把我裹得喘不上气来。我还想挣扎一下，他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一切多愁善感在他眼中都不如一缕烟气来得切实。超前的人生经验于当下的我来说无非是一个过早出现的人生负担。

　　于是，与老者说话，却让我更疲惫了。

　　黄昏把香樟树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但还是长不过这条黄沙滚滚的村路。

　　我还试着和那些与我年纪相仿的人说话。阿强与我从小一起长大，如今在镇上开了家铺子，也只有早晨傍晚我才能见到他。他的儿子倒是经常路过，跟在老王家孙子后面。

　　有一回他从树下经过，我喊住他，许久不说话，想和他聊聊。他看见了我，只是边走边回头：“改天啊，改天我们喝两杯，今天老师来家访。”他的步履匆匆，临了还接起了个电话，是他老婆打来的，似要他带个西瓜回去，他抱怨着怎么不早说，又匆匆折返，往镇上走去。阿强的确很忙，忙到停不下来，忙到没有空听我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因为在学生时代他已经听惯了我那些天马行空的宏阔言论。那些关于日子的困惑、关于活着的感受，在他的营生面前，轻得像一片落叶。

　　后来我就不与中年人说话了，他们都太忙了，疲于奔命，忙着呼吸路上的尘沙，再忙着治疗尘肺病，又希望靠自己的努力使子孙后代免于得病。

　　所以我就只剩这棵树了。

　　香樟树不会跑。它哪里也不去。一年四季，它都在这里。我靠着它，把那些故事、那些惆怅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都说与它听。

　　我17岁那年，喜欢过一个姑娘。她是隔壁村的，来这里探亲。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扎了一条粗黑的麻花辫，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弯着腰问我村西的李婶娘家怎么走。

　　春天刚来的时候，香樟树会换叶子。嫩黄的新芽从枝头冒出来，带着一层薄薄的光泽，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我那时写了满满一本子的信，但不知她的姓名，从李婶娘那儿打听到她的地址又害怕唐突，于是一封也没敢递出去。

　　夏天的时候，我跑到香樟树下，把那些没说出口的话都说给了树听。我说第一次见她时怦怦的心跳，说她那两个浅浅的酒窝。那年夏天雨水多，一场暴雨过后，李婶娘家的田淹了，我去帮李婶娘放水，又见到了她，她要去上大学了，这次来是给李婶娘发升学宴请柬的。我的信没有送出去，因为那场暴雨把我的书架泡烂了。我第二年也离开村子去上大学了。

　　到了大学也是一样，人与人有很多话题，但我们或多或少都希望别人接受自己的想法，于是我再也没找到像树那样合适的倾听者。

　　寒假我连夜坐火车回来。走到村口的时候，月亮还在天上高高挂着。村里的月光比城里的亮，把香樟树的影子拉得很长。我什么都没带，只带了我自己。

　　走到树下，我一屁股坐在那块青石上，石上的霜水隔着裤子渗上来。我把脑袋抵在树干上，絮絮说起半年来无人知晓的心思与故事。头顶的枝丫间偶尔传来一阵极轻极柔的沙沙声，像是母亲在睡梦中翻了个身。它就站在冬天的寒夜里，再次听完了一个少年的心事。

　　这几年我学会了写诗。写好了，不知道该拿给谁看。于是我便攒着、攒着，准备放假带回去，给树听。夕阳把整个村口染成橘红色，香樟树的叶子被照得透明，像一片片琥珀。我坐在树下，一首一首念给它听。念到得意的地方，我停下来问它，风恰好在这时候吹过来，树叶哗哗地响了几下，像是鼓掌。念到不满意的地方，我也有些抱歉，隔了这么久也只带给它这么一首半成品的诗。没有杂志社要我的诗，所以我把最得意的一篇折成了纸飞机搁在树杈上。第二天纸飞机就不见了，我就当是树替我寄出去了，就当是自然这座杂志社收了。

　　如今我依然常常去那棵香樟树下坐着。有时候带一本书，有时候就那么干坐着。孩子们还是嘻嘻哈哈地从树下跑过，老罗头的儿子脚步也越来越慢了，阿强的铺子又扩大了店面。他们还是和从前一样没有空听我说话。但幸好，我一直有这么一棵树。

　　暴雨淋湿的树干被阳光一晒，香樟特有的清苦香气便从树皮的裂缝里爆出来。风来了，仅剩的花朵也如雨般簌簌落下来，落在我的肩头，湿润一片。我拈起一朵小花放在掌心里，小小的花瓣挂着晶莹的雨珠，浓郁芬芳。

　　我与树对话，不过是想要有谁懂我罢了。它就那样沉默地听我说话，用它的叶片、花瓣、树干与我对话，当我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心头堵着的东西便烟消云散了。

　　被听见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是可遇而不可求了。

　　责任编辑：郑欣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