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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我从小就知道姥姥不爱出门。
准确来说，姥姥甚至不爱出后院。
姥姥家是20世纪70年代的单位福利房，14平方米的后院堪堪挤下一棵石榴树、一个鸡窝、一个水池、一个厨房。亮光从小小的天井射下来，穿过石榴树叶，穿过空气里散漫的鸡绒毛，穿过氤氲的水汽和油烟，现出一条光亮的通路。
姥姥总是躲着光，她的眼睛有翳，常常流泪。
我认识姥姥已经二十多年了，对她的记忆却总是片段式的。在我眼里她好像总是那个角落里的人，安静地擀着面条、择着菜叶，从来没有声音。印象中，与姥姥总相见在饭点儿，伴着一股化在空气里的油烟和饭香，姥姥就撩起前厅的门帘，端着饭菜，悠悠地从后院的厨房进来了。前屋的门槛石有些高，姥姥过它的时候总显得笨拙，把驼背撑得高高的，手也举得高高的，可能是装满饭菜的盘子有些沉，姥姥过门槛时总要在门框上微微撞一下，像是借了门框的力似的，从门框里磕出来。饭菜冒着热腾腾的蒸汽，姥姥的脸也从雾气里蒸腾出来。姥姥最喜欢做的就是面条，又细又软，只需吸一口就能全都“喝”完。
或许正因为这些光束和蒸汽，姥姥在我心里总像蒙上了一层霾一样看不真切，灰扑扑的，更具体一点，是灰蓝色的。我曾多次想过，为什么姥姥在我眼里总是这个颜色，或许是因为她常穿的洗不烂的劳动布？也可能是她常待在厨房，在油烟、炊烟里总是看不真切。
姥姥很少说话，我总觉得是因为姥姥没有力气。小时候住在姥姥家，老师让家长签字，姥姥签字的手颤颤巍巍，笔画写得扭曲又虚浮，像难以捉摸的小蛇。对姥姥来说，给我绑头发也是件难题。每天晨起，姥姥总要绷起一个橡皮筋，在我的头上套弄许久，最终也无法把所有头发都拢到她的手心里，没等我走到学校，头发就都会四散开来，橡皮筋也早不知道掉到哪儿去了。我总是觉得姥姥是没有力气才是这样的，但妈妈却说，你姥姥劲儿大着呢。她做过扫盲学校的老师，嗓门嘹亮，站在第一排讲课，全班最后一排都听得一清二楚；她去火车站卸过煤，干活又快又多，男人也比不上；她去火车道旁种过地，把原本苍白的火车道旁点缀得碧绿清幽。姥姥为了一屋子儿女的吃食鞋袜，不停地劳作，她也慢慢地褪了色、失了声。
我记忆中的姥姥总是这样，没有力气没有颜色，唯一让人注目的好像就是姥姥驼背的“罗锅”。妈妈总是和姥姥说：“妈，把背挺起来，你看你都罗锅成什么样子了。”谁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让教书种地卸煤样样都不逊于男人的姥姥再也直不起后背了。
我从小就知道姥姥不爱出门，甚至都不爱出后院。
姥姥每天从早到晚都在厨房里忙活，我至今也不知道那几平方米到底装下了姥姥多少个日夜，她总是左手拿铲，右手拿调料瓶，一阵忙碌后，就烹出一大桌子饭菜。
姥姥为数不多的出门时间都和菜有关，要么是种菜，要么是出去买菜。天还蒙蒙亮的时候，整个天都是雾蓝色，姥姥把我放进竹编的小推车里，跟一桶一桶的水放在一起，推上村里坑坑洼洼的疙瘩路，一步三颠地走向铁道边的农田，把人走得灰头土脸。姥姥把桶搬出竹车，小心翼翼地找好角度放桶，仿佛土地上有我用肉眼看不到的点位。姥姥把那些桶一个个递次打开，水“哗”的一下流向田间地头。绿色的黄瓜开黄色的花，红色的西红柿长白色的花，它们的饱和度都很高，浓烈如油画，灰蒙蒙的姥姥则显得像个局外人，怎么也融入不进那个调色盘里。画框里，姥姥像一幅忘了裱起来的褪色古画，经过风化了的宣纸都已经皱巴巴的，再也经不起任何的着墨上彩，连笔肚子的舔舐都是份威胁。不记得浇多少次水之后，那些瓜果和作物便可以收获了，那时候，姥姥会颤颤巍巍地爬上梯子，将芝麻秆晾晒在家里的房顶上。
坐在芝麻秆堆里，我问，姥姥你咋不出门玩。
姥姥说，我出去了谁照顾你们。
我说，我可以照顾自己。
姥姥说，你长大了再照顾自己。
我说，那我长大了带你出去，你想去哪儿。
姥姥迟疑半晌，仿佛从没思考过这个问题，老半天才说，姥姥想去天安门。
我疯狂点头，好！等我长大了带姥姥去天安门。
我慢慢长大，姥姥家从一日三餐变成了寒暑假经停的车站，再变成一年一次的冬日旅馆。姥姥怕打搅我学习，很少联系我。实在很想我的时候，她给我打电话，偶尔说，来姥姥家吧，姥姥想你了。我说，姥姥，我还有作业没写完，我考完试就去看你。姥姥总说好。考大学前，我和姥姥说，姥姥，我考去北京，带你去天安门玩儿。
姥姥说，好。
可我的大学没在北京。我又说，姥姥，我读研或者工作再带你去天安门。
我又爽约了。
大学的第二年，姥姥就无法独立行走，她先是拄着拐棍儿，一个洞一个洞地戳向远方，能戳到最远的地方，也就是家里的厕所和厨房。
又过了一年，姥姥只能扶着轮椅走，说不清她和轮椅到底是谁搀扶着谁。
又一个春天到了，舅舅听说了有一个名号颇大的游医，据说治腿是一把老手。姥姥听了忙不迭地要去看，她受够了受制于轮椅的日子，她想放开膀子大步走。
可惜不遂人愿，姥姥再也没法站起来了。雾蓝色的护理床迷蒙不真切，和姥姥在我心里的颜色一样，安静又诡谲。
至此，姥姥再也没提过去北京。
我从学校回来的时候，姥姥躺在护理床上，半年没见，姥姥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她侧躺着，背还是耸得高高的，始终耷拉着眼睛，只微微露出一条缝隙。姥姥爱干净，但受制于身体，上厕所也只能在床上解决。
我在姥爷给姥姥擦身体的时候插话，姥姥想我了吗？姥姥没有吭声。
我又问，困了吗姥姥？昨个儿几点睡的？
姥姥极小声吹出几个字。11点。
我接话，11点才睡啊。
姥姥没搭理我，继续说12点、1点、2点……
我心里仿佛被钝刀磨了一下，试探问，还认识我不？
姥姥犹疑地叫，兄弟媳妇儿？
得到这个残忍的答案，我再无法侥幸地骗自己，姥姥已经糊涂了。
姥姥见我哭，手指僵直而用力地去够我的眼角，说，别哭，我很快就好了。
安慰完我，姥姥大概用完了所有的力气，安静地睡着了。姥姥的手很僵硬，手指第二个关节弯不下去了，只有第一个关节还死死抠着床沿，脚趾也蜷着锁住床单。她使劲抠着的，是她能竭力去的最远方。尽管她已经最大限度地努力伸开胳膊腿了，但瘦弱的身躯还是占不满小小的单人床。
整个屋子很静，只有风扇吱呀吱呀的声音，苍蝇讨人厌的嗡嗡声以及旁边床上微弱的呼吸声。姥姥的整个身体显得很平静，丝毫没有发出因伤病而痛苦的呻吟，只能隐约看见胸廓有规律地起伏着。整整一个下午，我就这样静静听着姥姥有节奏的呼吸。
至此，我才得以仔细观察姥姥如今的样子：和去年在家时天壤之别，虽然她过去跟华丽也丝毫沾不上边。
现在的姥姥就像一块毫不起眼的黄土块，枯叶般的面庞早已经凹陷进去，颧骨明显地突现起来，整张脸上布满了青黑色的淤血斑点，上下眼皮紧紧地贴着，两个眼窝深陷，眉毛早已经没了，眉骨上还贴着创可贴，伤口是姥爷扶姥姥起床时用力过猛磕到了床沿上造成的。胳膊瘦得跟烧火棍似的，肚子上干瘪的皮肤皱得像榆树皮一样。她青筋突起的手像被风掏空的树枝，再也变不出好吃的美食，变不出歪歪扭扭不受驯的名字，也变不出松松垮垮的马尾了。
我很难将眼前的这个人与那个从小给全家人烹调饭菜，带我下地浇水的灰蓝色身影重合起来。人终将会老去，姥姥也早都意识到，大概很早就已经淡然了吧，至少姥姥表面上看不出任何痛苦。
我听姥爷说，老家有个说法是，老年人会忘记一些烦心事，让自己松快。我想到从小到大欺骗过姥姥的谎言和爽过的约，觉得她把天真而残忍的我忘了或许能少一重难过。有一天晚上，我在刷朋友圈，看见同学带着外婆一起出游，她的外婆举着一条玫红色的丝巾站在一片油菜花田里，黄色的油菜花，绿色的杆子，蓝色的天空，玫红的迎风飘的丝巾，鲜艳而炫目。我突然忍不住大哭起来，因为我再也没有机会拉着姥姥进入一片鲜艳的花田了。姥姥以后的日子都将和着灰蓝色的床单长在一起，她的活动范围甚至超不过那张护理床了。
我想起异地求学六年来我和姥姥姥爷的每次通话。当问到双方的近况时，他们总会麻利地说出计较过无数次的台词：“家里一切都好”。尽管他们的演技还不足以支撑好这场戏。姥姥腿脚不便，声音也虚浮，每次接听电话的永远是姥爷。我们双方都心知肚明现实是什么，但谁都没拆穿彼此拙劣的演技，互相欺骗和维系着。
我试图找一些姥姥快乐时候的样子来安慰自己，但怎么也无法拼凑出来，姥姥在我心里总是灰蒙蒙的，从来都与明丽快意这些词不沾边。妈妈和我说，姥姥从前喜欢唱戏，年轻的她曾经很鲜艳很快乐。那时的她长得很美，每天放学后，总要唱着戏往家走，最爱唱的是《白毛女》。姥姥喜欢高声歌颂那些劳动人民。
那是1954年，姥姥的15岁，她灵动鲜活，每天都能去村里上学，以为自己还会有很多远方。
责任编辑：龚蓉梅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生 贺杉（2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