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回家的特产塞了满满一个箱子，快递站里还有我邮寄回去的报纸。我来北京整整90天，每天睡前都要看一眼天气预报，可直至凛冽寒风悄然柔化，河水破冰潺潺流动，那些灰色的小雪人图标始终没有变成真的雪花。

　　小时候在北京过冬可不是这样的。记得6岁那年住在爷爷奶奶家，那是一栋旧楼的地下室。每天早上都能听见送煤工叮叮当当的板车声，和我一起住的杨姐姐总爱扒着气窗看他们留下的车辙印。铁栏杆上结着冰溜子，杨姐姐教我哈气把它们融化，在玻璃上画出歪歪扭扭的笑脸。

　　那时候的雪下得可大方了。胡同口的煤堆旁边，积雪能埋住我的小雨靴。杨姐姐不知从哪里捡来个破铁锹，我们吭哧吭哧铲雪堆雪人。最得意的是给雪人做装扮那次，杨姐姐把自己红围巾解下来系上去，我学着她脱下自己的外套给雪人穿，结果我们回家都挨了奶奶一顿骂。因为被奶奶抓到时，我们鼻涕都冻成冰了。

　　幼儿园在胡同最里头，滑梯扶手冬天会粘手。我刚去不会说普通话，小朋友们笑我说话像唱歌，李老师就让我当“方言小老师”。午睡起来给大家念童谣：“红萝卜，蜜蜜甜，看到看到要过年……”我把四川话拖得长长的，像扯一根麦芽糖。有个胖墩儿学得最起劲，把“过年”说成“过娘”，逗得全班笑得满地打滚。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毛衣事件。那天，我欢欢喜喜地穿着新毛衣走进教室，毛衣的肚子那里有3只可爱的企鹅，同学们都很羡慕。李老师摸着我蓝色的毛衣，问我是谁织的，我大声回答说是奶奶。放学了，奶奶来接我，李老师拉着奶奶聊了好久。从那之后，每天放学都有老奶奶围着奶奶，向她请教毛衣的织法。她们的毛线针上下飞舞，就像有人在跳一支舞蹈，勾勒出好多彩色的小云朵。

　　后来，父母来北京接我回四川，正巧遇到长安街两旁挤满了看彩车的人。爸爸把我举过肩头，我看见彩车上金灿灿的龙舟在云彩里划动，红墙绿瓦的房子像从画里跑出来，还有抱着竹子的熊猫冲我眨眼睛。我数着彩车上的灯笼，一个、两个、三个……直到爸爸的手臂开始发抖，不得已将我放在地上。脚刚沾地我就哭起来，鼻涕眼泪糊了一脸。爸爸蹲下身子，我趴在他宽厚的背上，看着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又压得扁扁，像在玩橡皮泥似的。

　　当我带着记忆来到北京时，童年的地下室变成了便利店仓库。穿蓝围裙的店员正在码放饮料，堆得和记忆里的煤堆一样高。暖气片在墙角咕噜咕噜响，像老爷爷打呼噜。我咬开新买的冰糖葫芦，糖壳在牙尖碎裂的脆响，突然想起那个冬天——那年冬天杨姐姐把冰锥说是冰糖，我舔得舌尖发麻，正要哭闹，她却变戏法似的从棉袄里掏出糖葫芦，晶亮的琥珀色糖衣粘住了我的门牙，把那个冬天的黄昏永远粘在了时光里。

　　护城河的冰面裂开细缝，阳光在水珠上跳舞。共享单车“滴滴”的解锁声惊飞了麻雀，那些追着板车捡煤块的早晨，还有爸爸背着我找花车的场景，都变成了手机里灰蒙蒙的天气预报图标。

　　曾经那个在地下室气窗上画雪人的孩子，此刻正穿过时光的迷雾，把冻红的手指贴在触摸屏上的天气预报界面——我们终究没能等到同一场雪，却在相似的遗憾里，读懂了春天来临前最温柔的告别。

　　责任编辑：宋宝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