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那棵大樟树，是整个村子的顶梁柱。

　　它的根深得像是从地底另一头长出来的，树冠浓密得连日光也要绕道而行。我记事起，它就已经那么大了。父亲说爷爷小时候它就很粗，要三四个大人才能环抱。它静静地立在那里，不说话，也不动声色，但谁都知道，它看着这个村子活过来了，也老下去了。

　　大樟树下有一座小庙，是土地庙。谁建的，没人说得清。听村里老人讲，当年地里闹虫，庄稼人请来师傅看风水，说村口缺守土之神，于是砌了几砖几瓦，立了尊泥像，再在庙前插了香炉，便算成了。

　　它不大，连门都没有，只能容一人弯腰而入。香炉是铁皮锤出来的，鼓鼓一只肚子，年年积灰，却总冒烟。香一烧，烟就缠上那棵大樟树，慢慢往上飘，像有人在树顶点了盏看不见的灯。

　　小时候，我常在庙前玩。看人烧香，看香灰落在砖缝，看香火冒出来时，大人轻声念着的那些话。听不懂，也不问，但会下意识地低头，学着他们的样子，双手合十。那时候我相信神是真有的。土地爷就住在那尊泥像后面，也可能就住在树根深处，风一吹，叶子哗啦啦响，像他在点头。

　　村里人不是常去烧香，但逢年节、种田开耕、老人过寿，都会走上这么一遭。有时也不是为了许愿，只是站一站，烧三炷香，说几句“求个平安”。人不多，香却一直没断。那是我第一次明白，有些存在不是为了被相信，而是为了被记住。

　　但后来，那棵樟树被砍了。

　　说是根太大，压着地下新铺的排水管。村子改造，规划新路，必须清场。有几个老人去找镇里理论，没人听。一辆挖掘机开进来，用不了一上午，就把那棵生长了百年的大树连根带土翻了出来。

　　我那天没在场。听母亲讲，倒树的时候，有人喊了一句：“快看，庙也塌了！”我回去时，庙已成一堆碎砖瓦，香炉歪在地上，炉灰被雨一冲，像从没存在过。

　　没人提庙怎么处理。后来土地庙迁到了村部后的小坡里，新刷的白墙，红底金字的“吴主大王”牌位，香炉换成了不锈钢，整洁、明亮，却没了味道。

　　我走进去站了一会儿，墙上贴着《村风文明倡议书》，旁边摆着灭火器，还有几张塑料椅子。我不知该不该点香，也不知该往哪儿跪。阳光从塑料顶棚上透进来，把神像照得惨白，像纸糊的。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不是神庙，只是个摆设。

　　后来我又回去过几次。

　　我绕过村委会，特地去了老庙的原址。地上早种上了草，有些砖还在，被雨水冲刷得发白。风还是会从那头吹来，吹得草轻轻摇。没人烧香了，没人低语了，只有一只野猫在碎砖上睡觉，尾巴甩了一下，像在挥别什么。

　　我站在那里，有点想跪下，却终究没动。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曾在那尊泥像前许过一个愿——我忘了是什么了，只记得当时我闭着眼睛，手心热得冒汗，心里拼命地说一句话，一遍一遍，像是怕土地爷听不清。那时我真信，只要说出口，就会有人听见。可现在想来，那些话其实是说给自己听的。

　　我们搬走了庙，砍掉了树，换了炉，换了像，也换了一种看待“神”的方式。我们不再跪、不再求、不再点燃香火，而是把一切供奉进“程序”里。神不再“听”，他只是“象征”；我们不再“信”，我们只是“存档”。

　　可就在那天，在那片只剩碎瓦和杂草的空地上，我站了很久。

　　我听见风吹过来的时候，耳朵里好像真响了一下。不是声音，是那种静里传出的回音，就像一个人轻轻地答应了你一句，不大声，却确定。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土地爷可能从来没说过话，但他一直在听。

　　也许神不是塑像，不是香火，不是庙本身。他是人在说话时的那一低头，是那种对命运不敢明言的请求。只要你还有一刻想求，你就是信了。

　　如今村里人多不烧香了。但逢清明和过年，还是有几个人会在新庙门口插三炷香，站着不拜，只点了火，然后退到一边。也没人教他们该怎么做，但他们知道火该点，人该站，香该烧。那是身体记住的仪式，是不必解释的敬畏。

　　而我，有时也会在别处看见某棵大树，树下立着一块石碑或一尊小像。我会停一会儿，站一会儿，不跪也不求，只是在心里说一句：

　　“还在，就好。”

　　见习编辑：郑欣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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