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凉山的云是会说话的。

  当飞机降落在西昌青山机场时,机翼切开层叠的积云,灰白色的云团翻涌游移。越来越逼近地面,我望见远处山峦层叠,透白色的薄雾穿腾在疏落的树影之间。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大凉山。

  5月的大凉山,早晚尚有凉意,我们抵达时已是傍晚。坐上越野车之前,我在车下大口地吸了几口空气,通透而清澈。阿海对我说:“怎么样,王老师,这里的空气比你们大城市的好吧?”

  阿海是四川昭觉县教育局语言文字工作处的负责同志。其实这是我第二次见到阿海,不过上一次人员众多,行程紧凑,我们交流很少,彼此并未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一次,他作为我们课题小组的对接人,接下来一周的时间,要陪同我们调研数十所幼儿园和幼教点的上千名学前儿童。

  而此次调研的主题是,“普通话”。此前我一直粗浅地以为,“普通话”就是大家都会说的“普普通通的话”,直到此次凉山之行我才明白,原来,“普通话”其实是、也应该是“普及而通达的共同语”。

  山上索玛

  第二天一早,调研行程开始了。

  接下来几天,我们要调研数十家幼儿园和幼教点。相比之下,幼儿园的调研工作要容易一些,因为大部分幼儿园处在县城或距离县城不远的乡镇上,道路通达,园区的软硬件条件都不错且儿童集中,便于开展调研工作。

  难的是幼教点。幼教点基本都分布在山顶,大多是山上村子里的留守儿童。人数最少的幼教点,只有六七个孩子,多的,也不过十几个。

  更令人不安的是,这天有雨。

  阿海拍拍我的肩膀,“王老师,要做好心理准备啦,咱们要转圈圈了!”

  大雨是在凌晨5点半袭来的。司机拧开雾灯,雨刮器在挡风玻璃上划出透明的扇形伤口。悬崖边的索玛花在狂风中倒伏,暗红色花瓣粘在车窗上,像凝固的血滴。转过第七道“之”字弯时,同行的天悦就晕吐了。

  司机连忙在一处较宽敞的平台上停了车。我问司机还要多久才能到,阿海朝我摆了摆手指,示意我,司机听不懂普通话。

  阿海过去和司机聊了几句,回来告诉我,“司机大哥说,他很想学普通话,但是年龄大了,学不会了。”

  司机师傅是很典型的彝族汉子。黝黑的脸,刚毅的眼。他们说,彝族男子都有着鹰一样的眼睛。司机微笑着看着我,不说话。阿海跑去崖边,朝我招手,我走到他身旁,好在此处崖坡并不是很陡,我把眼探出去——漫山的索玛花。竟还有数十只黑山羊星布其间。

  “现在是5月了,山下的索玛花都谢了,只有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山坡,才能看到还开着的索玛花。”

  彝族同胞把杜鹃花叫做“索玛”,意为迎客之花。古人曾留下“水蜂岩蝶俱不知,露红凝艳数千枝”这样的诗句盛赞其清丽。许是知道我们是“凉山客”,这满山的索玛花在大雨的斜坡上,随风轻舞摇曳。

  大家吃过晕车药和薄荷糖,便继续启程。

  约莫3个小时,我们终于到达山顶。沿着一条长长的土路,车停在了洛呷村幼教点的门口。走进镂空铁门,院内是几十见方的水泥地,院子中间的旗杆上,飘扬着一面国旗。铁皮屋檐正在滴水,阿比牛牛和吉克曲依就站在屋檐下的教室门口等着我们,3年前他俩来到了这所幼教点担任辅导员。11个小孩在他们身后,探头探脑,胆怯又好奇。

  天悦她们打开了测评程序,开始了调研工作。我开始向阿海了解这所幼教点的情况。

  “我以为幼教点里得有几十个孩子,没想到这里只有11个小孩。为什么不把他们都集中到山下的幼儿园去,合并了这所幼教点呢?”

  阿海对我说:“因为山上有人啊!有人家就有小孩,有小孩就得有学校。”

  是啊,山上还有孩子,就必须得有学校。我竟问出这么幼稚的问题。

  阿海又和我讲起了他们兄弟4个,小的时候4个人只有一双鞋,轮到谁穿这双鞋时都迟迟不愿脱下。他说他考上大专那天,爸爸才给他买了第一双属于自己的鞋。

  “要读书啊,读书改变命运啊,我们兄弟4个就是读书走出去,才有的今天哪!”

  对面半山腰,一群黑山羊突然从雨幕里浮出,背竹篓的老阿妈用彝语呼喝着,山间回响,彝歌悠扬,“山上有人”几个字又深深扎进我的耳膜。

  下山时,索玛花早已隐入雾霭,唯有远处一道钢梯攀附绝壁,如银色蛛丝悬于天地。阿海指向那抹银色的光:“瞧,那就是昭觉天梯。”

  昭觉天梯

  为了让山上的孩子们都能有学上,昭觉县建了一座“悬崖天梯”,一度成为大凉山最闻名的景迹。它就像大凉山的一根椎骨,托起了西南大山里孩子们逐渐被看见、被听见的求学故事。

  对我们来说,那只是一段“天梯故事”,可对这里的孩子们来说,却是一段艰难的“向上人生”。

  在阿土勒尔村,山路的最后一段大约有200米,孩子们要攀上悬崖上的藤梯,才能上山去、回家来。而这段几百米的山路近乎垂直,孩子们的胸脯就紧紧贴在垂直的崖壁上。

  这里就是——“悬崖村”。

  2015年,国家吹响脱贫攻坚战的号角后,州县两级财政投入100万元修建了钢梯。阿海说,根本没有工程队愿意接这个工程,最后只能当地人自己背着、扛着、举着,修完了这座钢梯。

  钢管深深地嵌进悬崖,台阶一共有2556级。

  藤梯变钢梯,有了更坚实的路,孩子们也终于有了更好的机会推开“教育”的门。

  多年前,限于条件,昭觉闭塞难通,县城里的人们几乎都说彝语,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下,凉山彝族幼童几乎都不会说普通话。见到外面的生人,只往大人身后躲。由于语言障碍,教育条件本就落后的昭觉幼童,上了小学之后,更是听不懂,学不会,纷纷退学。

  学前语言教育缺失,一度是昭觉县、凉山州教育发展的突出短板。

  2015年,昭觉县开始实施“一村一幼”计划,每个幼教点都要提供免费的普通话教育。老师们通过玩游戏、唱儿歌、做运动的方式教孩子们学说普通话。在凉山彝族自治州,会说普通话的学前儿童越来越多,失学辍学的孩子越来越少。

  悬崖梯搭起了孩子们远行的路,走出去!普通话推开了山里娃教育的门,走得通!

  凉山终于不再凉,一往无前再出发!

  普通话,不是普普通通的话,其实是、也应该是“普及而通达的共同语”。

  天梯通向高高的山脉,向着天际。这里的孩子们也正在向上,像雏鹰,朝天外飞去。

  地莫之歌

  这里有雄鹰向天外飞去,也有雄鹰,又飞回山里。

  甲巴木仨就是那只飞回凉山的鹰。

  我们到达地莫村小的时候,甲巴木仨已经组织好学生们列队,等待测试。他是这所小学的校长。这是我们调研的最后一站。

  我也被分配了测试任务,我的测试室就是校长办公室。甲巴的办公室和其他村小也没什么不同,简单的办公桌椅,橱柜里放着各种档案盒,屋门旁边摆着一个老旧的洗脸架和一块香皂。我走进来坐在沙发上,才看见他的办公桌旁边,放着一把木吉他和一只手鼓。

  起初我还以为这些只是学生音乐课用的乐器,直到午饭时,阿海向我们介绍甲巴校长几年前在成都做民谣歌手,这些乐器都是他从成都带回来的。甲巴身形健硕,肤色黝黑,总是羞涩地笑着。众人起哄:“甲巴校长来一个!甲巴校长来一个!”

  甲巴更羞涩了。

  阿海把吉他递过去,“快快,来一个,就唱你们乐队刚写的那首《地莫之歌》”。

  “校长还有乐队?”我惊讶地问道。“有!怎么没有!乐队里都是这所学校的老师,你去搜甲巴木仨乐队,网上有很多他们的歌曲!”阿海激动地向大家介绍。

  彝语歌曲一直是国内乐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也曾三三两两听过一些流传较广的彝语歌曲,但这还是我第一次当面听彝人唱彝歌。

  甲巴捧起了吉他,几名老师随即站起来,走到甲巴身旁。吉他弦起,乐队齐唱,彝声悠扬。我听不懂歌词,但这一刻我很希望自己能听懂彝语,就像那位司机大哥,很想学会普通话。

  因为我们都想走进彼此,手牵着手一起走,走很远,走很久。

  走完地莫村这最后一站,我们的调研就结束了。

  和热情的彝人告别,是一件极难的事情。如果不是返程的车已经开到了门口,阿海、甲巴、老师们、孩子们,是绝不允许我们起身的。

  车开出去一段路了,我在后视镜里看见阿海、甲巴校长还站在原地,一直挥着手。不一会儿,我们拐进了盘山路,消失在他们的视野里。可是我的脑海里还满满的都是阿海、甲巴、地莫村小的师生和昭觉漫山的索玛。

  索玛,索玛,尽情地开吧!

  彝娃,彝娃,快乐地长大!

  责任编辑:周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