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江北的一个小镇上。

　　很久之前，我就想用笔尖记录下村里老人的情状，可思绪总会受阻。我狭隘地认为，写作总得被赋予一种意义，可面对他们的述说，我不知道应该出于怎样的目的，或什么特别的缘由来写作，只是为了“记录”本身的写作让我难以落笔。

　　如今走了很远的路回家，他们零碎的生活场景在我脑海中反复出现、拼凑，我终于在这一刻没有目的地拿起笔，试图为他们寻找意义。

　　“出走”半年归来后，村庄似乎随他们老了一岁。他们的命运与村庄紧密相连，这里，每一棵冬天的草，都在缓慢呼吸着。

　　家门口是一条不宽的河，河面上是枯萎了很久的水葫芦和一只小船。船搁置在岸边三两年了，自从水葫芦入侵河道后，这艘捕鱼的船一次都没有再发挥过它真正的功用。我倒总喜欢跳上那只船，懒散地左右晃着，悠闲地欣赏对岸风光。河西的无数户人家中，我最爱观察那座砖瓦房，在十几户相似的粉漆白墙中，它显得格格不入——红砖黑瓦，是八九十岁老人住的房子。去年那户住的还是夫妻俩，今年就剩老太太一人了。曾经，我在船上不远不近地望见过，夫妻俩各搬一张木凳，在那口太平井旁唠嗑洗衣。如今，老太太身旁的那个身影消逝，那口井也变得沉默寡言了。过年总归会热闹一点，儿女们都回来了，白亮的轿车别扭地摆在沾满尘土气的砖瓦房前，好像时代被割裂开。轿车开走后，老太太独自清扫着门口烟花的碎屑和鞭炮的红衣，仿佛在纪念独属她一人空寂的狂欢。

　　同样住着砖瓦房的还有我的邻居，我喊他“大婆爷”。印象里，他的老伴身体不好，他总是脚踏铜棕色三轮车，载着老伴去镇上卫生院看病。那辆早已褪了色的车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夕阳追着他们慢慢走——落日总是带着包容大地的温柔，阳光洒在他的背上，洒进她的眼睛里……

　　大婆婆走后，大婆爷总是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门口，他没有子女。我每次经过那儿总会和他打声招呼，这时，他的表情才会有些改变，对我挤出一个孩子般的笑容。今年回家，他多了一副拐杖，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叫他，他也一如既往地回应，只是他向我走来时，总要先用拐杖摸索出一条较为平直的道路，再慢慢向前踱步。我见他三轮车倒也还蹬得动，不过迟缓了些。好在夕阳很耐心，走得很慢，他也徐徐地追着夕阳……

　　他曾骄傲地告诉我奶奶，我每次到他家门口都会叫他，我只是笑。我家门口地方大，爷爷奶奶人缘也好，于是村里的老人们很乐意来这儿唠嗑。他们坐在高矮不一的木凳子上，有时就挨着废弃的油漆桶和打稻机的边缘坐，相谈甚欢——哪家的孩子考上什么大学啦，河西谁在上海买了套房子啦……兴头上来了，还要说说谁家谁的闲话，或“分析分析”时局。

　　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大婆爷拄着拐来到我家与他家的分界处，不走进众人，而是隔一段距离默默地听着，有着不属于这个村庄的疏离感。今年初一，他家没备糖，小孩子不怎么去，大人去了只是在门口寒暄几句，可能是心疼他一个人行动不便，也不会进屋接受他的招待，于是，他家比往年更冷清了。这天，村里的笑声冷漠地将他隔开。

　　初一这天，我一个从小玩到大的朋友没回来，奶奶说，他在一家奶茶店打工。还有同样和我一起长大的两个男孩子，现如今，我们相顾无言。互相拜年时，我也不怎么愿意见他们，甚至遇到了会下意识地闪躲，他们应该也是同样的心理。其实我们之间并没有太大的过节，只是在失联了很久的某一天再见，我们突然对对方的模样感到陌生了。

　　回忆总是在落寞时全都翻涌上来。多年前的初一，我们几个走到村子的最北头，甚至越过桥，走到河西，扭捏地对人家说句过年好，然后尴尬又局促地在屋子里等待，只是为了衣兜子里多一点糖。人家不认识我们，会笑嘻嘻地问“你是哪家的小孩儿”，得到回答后恍然大悟地一声“哦”令我们失笑。

　　年轻的友谊随着村庄衰老着，或许，是随着村庄等待着——

　　我的心忐忑起来，还好，还有同样一整晚不间断的烟火抚平我的不安。

　　我想，我以后大概会在新的城市落地生根，或许，家乡还有很多个我。

　　家乡，家乡，听上去就充满了故事感。故事即旧事，家乡新的叙事似乎都在解构、脱离，它追不回来，也无须去追。家乡的命运唯有等待，在等待中叹息，叹息中消沉，消沉中——覆灭？

　　我没有答案。

　　我相信它不会。

　　我做了一个美梦——

　　熟悉的家乡存在于梦的虚构之中，梦境以虚构填补爱的空白。写作是造梦，以虚构唤醒树木、房屋、沉睡的河流，唤醒灶膛灰烬的余温，唤醒带着青苔的泥腥气，唤醒熟悉的草籽味，再次将我带回那个繁忙而热闹的秋收……

　　见习编辑：郑欣宜

　　责任编辑：周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