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奶奶坐长途汽车到站时，夜已很沉了。四川的天气闷热，早就记不清当时是谁来接我们，只记得眼前又长又黑的山路。惨淡的月光洒下，我一个人跑在前面，回过头，灯影在老远处晃动。我耐不住等她们，壮着胆子又往前走，黑乎乎的山连着黑乎乎的天，虫鸣高亢两声，又沉寂下去。泥路两旁是农田，不那么真切的月光洒在堆起来的垛上。恍然间，离我最近的垛下拱出来一只狗，直愣愣地就奔向我来。它不冲我叫，围着我嗅了两圈，我也不十分怕它，通过狗的“识别”后，它带路似领着我往前走。“不会是家里的狗来接人吧。”我大着胆子跟上。

　　走过一条岔路时，上面人家檐下昏黄的灯，让我看清了它是一只黄狗。我也不往光处走，就铁了心跟着狗，谁知道越走越黑。“怕是信错别人家的狗了吧？”我心中踌躇着，脚下也停了。狗回头瞥了我好几眼，在前面的岔路一下子钻走了。我孤苦伶仃地等家里人来接，她们寻找到我时还不住取笑：“上面屋子不是有光吗，怎么跑到下面来了？这里只有我们一家人住啊。”我正想问询那狗的来历，它却一下子从另一边的小路窜了出来。

　　这只黄狗，原来是大伯养的。它是只普通的农村土狗，一身皮毛是黄色，就叫大黄，大概小时候叫小黄。反正我是这样猜的，毕竟没什么人会寻问一只普通土狗的名字由来，别提我和它不久前还结下了“仇”。

　　我们两家人一家住堂屋左边，一家住右边。伯娘拿着刀在屋檐下“咚咚咚”地“宰”红苕，几岁的我在旁边看得津津有味，红的，白的，一个个红苕被宰得细碎。不留意间，大黄直冲我而来，朝我龇牙咧嘴，伯娘吓得赶紧吆开它，怕它咬我一口。匆忙间，刀便落在了我的手背，留下了一条细长的疤，十几年都淡不下去。也许这也是我一直忘不掉大黄的原因。

　　它是真的很喜欢围着人打转，读书时它要跟着我们走老远，一直叫它“回去，大黄回去”，它都跟在我们后面不走。到了大路，它却不用我们喊就不见了。回家后，又要绕着我们又闻又舔，趴在脚边赶不走，专舔脚指头。

　　后来大伯走了，我和弟弟、堂妹跪在棺前，白糯米哗啦啦地抛向空中，像雨点一样劈里啪啦打在地上，往衣服里面掉。棺木下了土，大黄却不知道跑哪里去了，怕它被狗贩子抓去卖了，我们找了半天，最后才在屋里找到它。它躲在大伯的床下不肯出来，唤它出来，它就呜咽着露个头，又呜呜叫着往床下面躲。我们仨清楚地看到一颗硕大的泪珠挂在它眼角，晶莹的、透亮的泪花，滴答滴答地往地上掉。我们第一次看见狗哭，都惊叫“大黄哭啦”，妹妹就向奶奶汇报：“大黄它在爸爸床下哭呢。”

　　建了新房子后，以前的家变成了老屋，分家后老屋没人居住，大黄跟了我们。它常常跑去老屋，奶奶去老屋弄柴火，它就跟着去老屋撒欢。过年，家家户户放烟花爆竹，它害怕鞭炮声，也往老屋躲。老屋是泥瓦房，年岁一长，就渐渐塌了。为什么这房子有人住几十年都不会倒，人走了几年它就塌了呢？我很疑惑。“因为它没有感受到人气了。”奶奶是这样解释的。

　　每个月一回来，大黄还是喜欢蹭人，不停在我的腿边打转，但它的毛不再油光，而是像枯草一样，粗粝而斑黄。我嫌弃它总是蹭下一腿的毛，不耐烦地吆开它。几年如一日地打转，大黄好像更老了。周日回来，它奔向我的动作我不再那么轻盈、那么欢腾。我若有所感，伸手抚摸过它的背，嶙峋的脊像排骨一样，硌得生疼，好像每一个老去的生命，都会带着这样钝钝的弯刀，然后将其打磨得越来越尖锐。我不敢用力，因为稍一用力就会有大把大把的毛脱落，在手心里散开。奶奶叹：“几十年了，该老得了咯。”我不知道该反驳——“不会不会，才没有老嘛”还是“本来就都会老的啊”，它看着主人离开，看着我们长大，然后就那么静静地躺在坝子里晒太阳。

　　再一次回来是两三天后，我发现少了什么。大黄是跑老屋去了？可老屋完全塌掉，推平种满了花生。妈妈“哎哟”一声：“你还不晓得呢，大黄已经死了。”我其实已有几分猜测，还是追问：“怎么死的？”

　　“还咋子（怎么）死，老死的。”妈妈转头说，“是弟弟埋的”。弟弟告诉我：“看它趴在那里不动，就那样死了。”他带我去看埋大黄的地方，那是不远处的一片小树林。一个坑，埋上，填平。不久，这里就会长满野草，就像锐利的弯刀，在风里割着起起伏伏的太阳。

　　见习编辑：郑欣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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