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的风里总裹着煤渣味，大峰矿的初中毕业照刚塞进相框，我就被命运推上了去石炭井的路。

　　那时大峰矿的学校只能上到初中，要读职高，就得往30里外的石炭井跑。父亲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烟卷抽得比矿上的烟囱还勤——他这辈子最怵的就是让我住校，说集体宿舍里“野小子太多，怕学坏”。于是那个夏天，父亲带着两斤麻花，3次往返于颠簸的卡车之间，把石炭井的山东同乡访了个遍。最后，他把我领到“工人新村”那排窑洞前，红砖墙被煤烟熏得发黑，屋脊像个弯腰的老人。“这是徐伯母家。”父亲拍着我的后背，“以后就当自己家。”我这一“当”就是两年多。

　　徐伯母家的故事，像本被水泡过的旧书，字里行间都是涩味。徐伯父在矿难里走的那年，5个孩子最大的刚够着灶台，最小的“小财”还在襁褓里。井下的爆炸声掀翻了矿井，也掀翻了这个家。矿上给的抚恤金刚够买玉米面，直到大儿子接过父亲的矿灯下井，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才算勉强支棱起来。等我住进时，徐家的儿女们像蒲公英种子般散了，只剩徐伯母带着6岁的小财守着窑洞，土炕上的被褥叠得方方正正，仿佛还留着一家人的温度。

　　我住的那间屋，20瓦的灯泡像只瞌睡的萤火虫，光线下看课本，字都带着毛边。缝纫机占了半壁江山，土火炕占了另一半，徐伯母、小财和我挤在这方天地里。每晚被烟煤烧得滚烫的炕席熨帖着后背，倒比学校的硬板床舒服。只是写完作业后，手指总忍不住抠土墙掉下来的土渣，数着墙上的裂纹想家。徐伯母眼尖，总端着针线笸箩凑过来，枯瘦的手裹住我的手：“想家啦？”她讲徐伯父年轻时总往家捎山东的大枣，讲着讲着，眼泪就慢慢滑下来，砸在我手背上，冰凉的。

　　为了打发寂寞，我成了家里的“说书先生”。后屋不知谁扔了本王朔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我就捧着书，在昏黄的灯光下念。徐伯母纳鞋底的线停在半空，小财的手指在炕席缝里抠来抠去，两人谁也没听懂书里的爱恨情仇，却总等我念到“后来呢”才肯睡。有次念到男女主角分手，小财突然问：“他们为啥不一起睡炕？”徐伯母笑着拍他的屁股：“傻小子，城里人的炕，在心里呢。”

　　那时的日子过得像台老座钟，慢却有章法。早上揣着咸菜去学校，中午在推平的操场上跑圈，傍晚踩着矿渣路回窑洞。学校食堂的大白菜烩粉条，寡淡得能照见人影，偶尔飘来块肥肉，窗口能挤碎搪瓷碗。我和同学抢着扒拉那点油星，久而久之见啥都馋。

　　最丢人的是偷吃土豆片那回。徐伯母炒的土豆片裹着花椒面，晚上摆在炕边的小桌上，油星在灯光下闪。我假装起夜，眼睛却粘在盘子上，转了三圈还是没忍住，捏起一片塞进嘴里。第二天看见空盘子，我脸烫得能烙饼。出于内疚，我抢着要洗徐伯母的棉衣。结果把大洗衣盆端到院里，才发现自己连半盆肥皂水都拎不动，最后晾在绳上的衣服，比没洗前还多了层泡沫痂。徐伯母瞅着那些硬邦邦的棉衣，没骂我，只说：“下次搓不动就喊我，你那点力气，还没小财搬煤块的劲大。”

　　冬天的窑洞像口冰窖，徐伯母每天天不亮就去劈柴。她裹着洗得发白的棉袄，斧头抡得比男人还稳，木柴在她手下“咔嚓”作响，溅起的木屑像雪花。烧炕时她总往炉膛里塞块湿煤，说这样“热乎得久”。直到某天半夜，我被两声巨响惊醒——土炕中间塌了个坑，烟灰像蘑菇云似的涌上来。小财裹着棉被缩在墙角，睫毛上挂着土粒，哭得直抽噎。徐伯母抹了把脸上的灰，露出两只亮晶晶的眼睛：“没事，明儿我找泥来糊上。”后来才知道，她的手掌早被煤块磨出了厚茧，肩膀被煤筐勒出的红印子常年不消。

　　春天她在院里刨地种豆角，夏天担着两桶井水健步如飞，秋天把白菜码得整整齐齐，冬天坐在缝纫机前踩出哒哒的声响。那件补了又补的蓝布衫，永远带着皂角的清香。如今徐伯母住上了楼房，90岁的人了，还能踩着小板凳擦窗户。去年去看她，她拉着我的手说：“你当年念的那本‘一半火一半水’，我后来听广播里说了，不就是过日子嘛，有甜有苦才熬得下去。”

　　石炭井的窑洞早拆了，矿渣路变成了柏油路，但我总想起那个20瓦的灯泡下，徐伯母纳鞋底的影子、小财啃土豆的憨样，还有土炕上那片带着煤烟味的温暖。那些日子像块被岁月磨亮的煤，黑黢黢的，却在记忆里，一直发着光。

　　见习编辑：赵小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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