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瑛的非虚构散文《清洁女工笔记》以职业亲历的第一视角向大众展示了“清洁女工”这一职业群体的生存境况与人生轨迹，其书写的客观性、真实性与细致性为这一作品赋予了独特的魅力。

　　“素人写作”早已是个不再新鲜的话题，这些写作者来自社会中的各行各业，有教师、医生、保安、卡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等，作为生活中真实事件的亲历者或见证者，他们用自述的方式记录真切生活感受，让读者得以透过不同视角，看到万般世相和独属于个体的传奇，展示了非虚构文学的空间性和人民性。其作品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文学生产方式的新特点：他们采用“新回忆录”或“新传记式”的叙述方法，以个人心理需要为驱动，回归自身生命体验的朴素表达。

　　而王瑛在《清洁女工笔记》中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自身打工经历的叙述，展示真实鲜活的底层生活与工作经验的同时，又揭示了城乡巨变中底层群体的独特生命形态与复杂处境。

　　王瑛以城乡巨变中的虎门卢屋村为背景，在一座楼盘中展开清洁女工的职业叙事。在这里，城乡空间中的权力与利益关系正在不断重构和变化，于文化与生活方式转换中，楼盘中的工作者们既要打破城乡隔阂实现职场文化的内化，又要在边缘化的生存境况中尽快适应工作节奏站稳脚跟，所见世面不多且工种单调的清洁女工们是长久活在一种想象与被想象的过程中的。她们想象“老大”是老虎、收款机、大咖和救命稻草，想象摆设陈列物件的价值、存在意义与损毁后的大是大非，想象战争、失业与新起点等。在想象与现实的反复激荡中，她们终于找准了自己的定位，于虚幻不着地的疼痛与接受眼前的现实中时而漂浮时而落地，谨小慎微，在大堂、会所、外围与内围中打造属于自己的一方生存空间。她们一方面顺应高层安排落实工作程序，接受并适应摩擦、调动、无奈与不公，另一方面在协作、交互与独处中捡拾人性的温暖与片刻的幸福，达成特定场域中生存状态的某种微妙平衡。

　　在王瑛的书写中，我们得以跟随她的视角不断深入清洁女工们的工作与情感生活，窥见底层人物的仰望常态与向平视攀爬的尝试。王瑛层层揭露了清洁女工的卑微情状与艰难处境，从微薄的薪资待遇到反复拉锯的20元工伤保险费用归属，从膝关节变形与颈椎痛的更年期隐疾到沉湎象牙破碎后大是大非的隐忧，再从高层的视若无睹到品格人格等级不足为道的被动隐藏，底层人物的价值在诸多困境的重压下坍缩为仅存在于职业群体交互中的小小自尊，然而，她们也曾做过平视自我的尝试。在工伤保险事件中，她们向上级发出控诉，哪怕她们在公司面前卸下一座大山的重量后又在孩子面前重新扛起。这份抗争仍使她们的发声为人所知为人所闻，当一份得之不易的微小胜利降临，她们得以照见自己的价值，最终意识到“活着的重量在自己身上，自己才是自己的归宿”。

　　个人化写作既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一种新兴写作方式。与公众化对照，个人化不仅表现在体验或写作方式上，同时还包括对应的经验类型与写作内容。在《清洁女工笔记》中，王瑛以小写的“我”为切入点，遵循私人心理经验的隐秘驱动，却又不为任一边缘群体代言。与传统的集体叙事相比，这一书写更具前瞻性与深切内涵，以真诚的心灵引导读者体味世情，在写作中展现出独一无二的自我与生存主体性。

　　因此，王瑛的写作无疑是一种立场，她拒绝集体主义式的经验复制，消解了自传式书写的宏大叙事传统，以个人隐秘经验的跳跃式流动为叙述展开的依据，强调写作者自身的批判性与独立性。她深刻还原了清洁女工们的生存境遇，同时又避开绝对的态度表达，在事件阐述、人物塑造、心理描写与冲突变化中展示群体性的生存状态，而这一状态的客观性就是王瑛的态度本身。在王瑛的书写中，小人物得以摆脱现实生活的桎梏，通过私人化写作实现向公共舆论空间的跃迁，从“存在”到“被书写”再到“被看见”，作为桥梁的文学正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现如今，写作早已不再是阳春白雪的单调生产，写作者们也不再像从前那样背负沉重历史创伤发出惊天呐喊。当素人开始执笔记录个体成长的雪泥鸿爪，实现继城乡空间之外话语体系的曲折突围，个体的生命得以在文字中延伸，时代的群体经验因之充实，在个体书写与公共话语的良性互动中，文艺得以为大众而大众。

　　见习编辑：郑欣宜

　　责任编辑：周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