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愈发孤独，不是被别人孤立，而是内心感到孤独。索性把时间还给自己，把美好的孤独留给自己，有种“画地为牢”的喜悦。那些说不着的，不屑去说；说不明的，不愿去辩，连看一眼都觉得是过错。

　　这样的体验，很契合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中人物的心理，也是我深爱此书的一个很特别的理由。想起小说里的老范雇用老汪做私塾先生，不是因为老汪讲得有多好，而是他嘴笨，老范脑子又慢。一个嘴笨，一个脑子慢，“脑与嘴恰好能跟上”。

　　阅读是一种体验，一个人生命中的切身体验能与一本书契合，我想可能更是一种幸福，如同世间又多了一个知己。当我再次捧读这部小说时，似乎不是小说人物在说话，而是他们在替我发声。把我想说的、不能说的、不敢说的、说不明的、说不透的，都说了出来。有的共鸣在预料之中，有的启迪当然也就在预料之外了。

　　刘震云的文字烟火气浓郁，说的是平常百姓的话，又非平常百姓的味。他笔下的人物都长了一条如簧的巧舌，更难得的是，他的书写又兼具口语与书面语，实现了深度的融合。其中，“不是而是”这一并列复句结构，在他笔下突破了原有的定式，实现了饶有趣味的创新。刘震云将其拓展为多重嵌套、交叉、叠加的句式，让单一简短的句式发展成跌宕起伏的故事段落，犹如一条路，折来绕去，蜿蜒成丰满的篇章。

　　如此一来，在这些创新的句式中，两个联结词之间不再是简单的否定与转折，而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否定、转折、否定。从这样的嵌套中，我们得以窥见生命的无常、戏谑、荒诞，那些偶然的邂逅，那些意外的巧合，那些说得着的、说不着的，以及命运深处不可抗拒的因素，都被囊括其中。

　　仔细想来，这种独特的“句式”结构，超越了语法范畴，已经构建了小说故事的框架。忽然想起“芥子纳须弥”来，一句简短的平常话，静水流深，暗藏波涛汹涌，它可以是一段人生故事、一幕生活场景、一次命运转折，等等。刘震云精心书写这些蕴含哲理的故事、人生感悟，让简单的“不是而是”焕发新生，让一截枝丫成长为一棵蓊郁的大树，形成独具个人特色的语言美学。

　　依我之见，除了构建故事的框架，这种语言结构与叙事形式，将节奏与韵律巧妙地转化为读者的阅读节拍。阅读之人，仿佛肩上落有一副担子，音乐响起，每一步都踩在节拍上，一步一步，在作家设定的语言韵律的道路上行走，不显得远，也消遣了累。这种由语言叙事节奏带来的沉浸式阅读体验，给予阅读的愉悦不言而喻。

　　或许，其中也包含作家的另一层深义。作家如此不厌其烦且乐在其中地书写“不是而是”，想来很像小说人物芸芸众生的命运，出延津，回延津，执着到近乎固执、一根筋。刘震云用文字绘制了一幅中原大地的《清明上河图》，画卷铺展绵延百年，人物熙攘往来不绝，好不热闹。小说的上半部主人公杨百顺，名为百顺，其实百无一顺，先后磨过豆腐、杀过猪、挑过水、烧过火、种过菜、蒸过馒头等。可作家还觉得不够深入，于是杨百顺又改名杨摩西、吴摩西，也在茫然失措中叫过喊丧的罗长礼，后来真就叫了罗长礼，直到终老。这一切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改头换面，彻底和自己的不堪过去告别、决裂，然而事与愿违，生活的轨迹始终徘徊在“不是而是”的悖论中。下半部主人公牛爱国依然寻找自己“说得着”的人，这种精神的契合，即便找到了，也被现实的戏谑当成一种玩笑。正如作家借用曹青娥的口说出：别的东西都可以挑，就是日子没法挑。他们苦苦寻找，其实就已经证明，世上根本就没有与自己思想行为完全契合的人，没有纯粹能“说得着”的人，在人的一生中，有那么一段时间能“说得着”，或相濡以沫，就已经够幸福了。刘震云的“不是而是”的句法，其实就是小说人物芸芸众生的命运之隐喻。杨百顺（牛爱国）不屈服命运的束缚，执着出走伤心地。对于他们来说，只有这样才能告别过去，奔向新的未知，新的未知中或许就有他们寻找的幸福。

　　如果说《清明上河图》是画出了形与貌，那么《一句顶一万句》就是写出了神与魂。

　　倘若把刘震云的小说与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来对比，迟子建的文笔更像灵动且忧郁的蝴蝶，而《一句顶一万句》是一幅硕大的苍生百态黑白素描画，以老辣的笔触、强烈的反差、诙谐的色调、直抵人心的力量，迫使读者停下阅读，深入思考。停下来思考的不是故事，而是那些戏谑惊悚的语言，和背后的种种辛酸。

　　小说语言平白，是平中有奇崛，白中见色彩，到底是蕴藏着催人泪下的生活百般滋味和人间最柔软的温度。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文学作品是借助语言来构建一个虚实相生的世界。汪曾祺言：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可见小说语言的重要性。相较于炫目华丽的辞藻，风格平白朴实的语言往往更能叩击大众心灵，引发情感共鸣。这种语言又不同于诗歌，诗歌讲究“语不惊人死不休”“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极致追求。然而，面对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这种字字推敲的创作方式显然难以实现。小说的魅力，在于通过看似平常的语言书写出市井烟火的苍生百态。小说语言看似平白、自然、朴素，其实每一句都浸润着深厚的个体生命体验，回味隽永而挹之不尽。

　　活了70岁的曹青娥那句“过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道出了生活的真谛。当人们都趋向“活在当下”时，作家却借这句朴素的话语，道出拒绝精神内耗、放下过往的人生智慧，只有这样，生命才能一往无前。我们再揣摩这一经典句子，“世上别的东西都能挑，就是日子不能挑”，看似在说生活的无奈，其实是揭示出命运的荒诞。每个人都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中被动前行，在拆东墙补西墙的物质与精神的困境里挣扎，面对疾病灾祸，更显得渺小无助。

　　刘震云对生活细节的敏锐捕捉，赋予小说直击人心的力量。他写道：“与人说话，没开口先笑；同样一句话，两种说法，她拣的是好听的那一面，坏话也让她说成了好话。”寥寥数语，道尽说话的微妙与复杂，每一句，读它的人都能对号入座，找到自己的过往故事与心酸经历。作家将语言背后的人性剖析得淋漓尽致，极为深邃。说话的人重要的似乎不是说了什么，而是说话这种行为本身所塑造的一种定势。即便是表面的、流于形式的思考姿态，也足以固化一个人的良好印象。可以说，这些看似平实却饱含生存智慧与隐忧的文字，每一句都是作家个体生命体验凝练而成的生活哲学，这不只是一个作家的敏锐与感怀，更是伟大人格力量和深沉之爱的一种体现。

　　正如贾平凹在杂文《说话》中对语言艺术的入情入理的阐释，刘震云的小说同样充满思辨色彩。那些或直白或绕口的叙述，藏着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同样是一件事，对自己有利没利他不管，看到对别人有利，他就觉得吃了亏”，这样真实又微妙的心理刻画，让读者在共鸣中反省自己，揭示社会暗藏的运行规则，以及人性之丑陋。

　　《一句顶一万句》给予我们的是：文学的力量不在于晦涩难懂的大道理，而是将平凡生活中的细微洞察，转化为穿透人心的真知灼见。“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那些源于生活、扎根现实的文字，才是小说最动人的魂魄。

　　见习编辑：郑欣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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