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三毛电话的时候，我正身处千里之外的北京，多少有些诧异。我俩虽有联系方式，但是多年不怎么联系，他那带着浓重乡音的大嗓门，一下子把我拽回了湘西那个群山环抱的小村。听说我要结婚了，他在电话那头兴奋地嚷嚷，说一定要来。放下电话之后，关于故乡、关于三毛、关于那个穷并快乐着的童年的回忆，如潮水般涌来，带着泥土和野草的气息。

　　今年清明，回乡去给外公挂青。穿行在熟悉的寨子里，昔日的层层梯田大多已成撂荒地、野草杂树肆意疯长。以前近300人的寨子，如今在家的，只凑得齐两桌人。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那个田野山坡处处沸腾着劳动热情的年代。大人们累了就放开喉咙唱起来：“大田栽秧行对行嘞，情妹山歌甜过糖。糖水甜嘴一阵阵嘛，妹的歌甜透心肠啰……”歌声还在田埂上打着旋儿，对面山林就传来了回响：“干路栽苗难得活嘞，引水挖塘多快活。栽秧要把春水赶嘛，莫等太阳偏西坡！”

　　而年少的我们，则更加简单纯粹。放学后，赶着牛羊上坡，饿了，大自然就是我们的零食铺，树上的映山红、酸涩的三月泡、甘甜的丝毛根，还有茶包和八月瓜，都是上等的美味。当然我们也干“坏事”，比如偷偷扒地里的花生，为了消灭证据，竟异想天开地把花生苗再栽回土里，自以为天衣无缝。

　　有一年暑假在外公家，三毛信誓旦旦地保证他水性极好，怂恿我下河洗澡。结果，他那个“狗刨式”自身难保，让“旱鸭子”的我差点见了龙王。上岸后，我们瘫在河滩上，看着彼此苍白的脸，直到看见外公举着竹条怒气冲冲地赶来。为此，唯一一次被外公用竹条给我来了一顿结结实实的“笋干炒肉”，至今记忆犹新。

　　竹条带来的火辣痛感，在夏日慵懒的午后，最终也被渐渐抚平。我们这些孩子，就像坡上的野草，哭过闹过，转身就又恢复了勃勃的生气。当夕阳给寨子镀上一层金黄，炊烟袅袅升起时，白天的所有惊险与训斥，都化作了饥肠辘辘的期待。

　　那时，精神世界的中心，是谁家有电视机。三毛家是寨子里最早拥有彩色电视的家庭，每当夜幕降临，他家的木屋院子里就挤满了端着饭碗的男女老少，三毛他爸就会得意地在众人期盼的目光中打开彩电，放VCD碟片。那方小小的屏幕，映亮了一张张专注而满足的脸，是我们共有的“黄金档”。

　　进了腊月，寨子就活络起来了。杀年猪是顶大的事，不用招呼，左邻右舍都来搭把手。男人们齐心协力，按猪、宰杀、分割。女人们说着家长里短，灌着血肠、腌制腊肉。孩子们则争抢着用猪尿包吹成的气球。厨房里猪肉在锅中翻滚，浓郁的肉香勾得孩子们围在锅边转。终于忍不住捞起一块，忙不迭咬下去，那股浓郁的肉香瞬间在嘴里化开了。浓浓的烟火气随着肉香飘散在寒冬的空气里，那滚烫得几乎要把喉咙灼伤的浓香，至今仍是我记忆中“年”的味道，醇厚，且再无寻觅。

　　如今，寨子逐渐冷落。只有春节，寨子里才会短暂地恢复些许往日的烟火气。但繁华总是短暂的，从正月初五开始，打工的人们如候鸟一般纷纷迁徙，不久寨子里又恢复了往日的沉寂。

　　三毛的电话，让我突然想起那篇《即将消失的村庄》，心里不禁一酸。那个充满野趣、歌声与温情的故乡，或许正和三毛那不太靠谱的“狗刨式”一样，终将沉入时光的深水潭，只留下一圈圈涟漪，在我们的记忆里，反复荡漾。我们带走了回忆，却把根留在了那里。

　　见习编辑：赵小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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