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林关东庄村的新街头有一排泥黄色的土坯墙，墙外一棵小杏树，墙内，就是我家院子。

　　进了院门，3棵杏树从东到西一字排开，雁飞般井然。风起时，3棵树齐刷刷地摇头晃脑，夏天是沙沙声，叶子蹭来蹭去像纸团在地上摩挲；冬天是呼呼声，偶尔夹着一声细微却清脆的断裂。院子里热闹，墙外那棵也不甘落后，往往风停了，杏树的声响还在耳边。

　　村子里都传，三海林家的财气肯定是被他院子里的杏树吸干了，没了财气，可不就穷得叮当响嘛。

　　海林是我爸，三是他的排行。

　　前院老发担心杏树吸干了我家的财气，调头去吸他家，劝了好几次让我爸把树砍掉。我爸没听，但家里两个孩子，这么穷下去也不是办法，他把斧头还给老发，扭头收拾行李。夜里，一家四口开了次家庭会议。

　　翌日天没亮，行李袋的拉链声扯开了晨雾，妈拖着我和姐，把爸从家门口送到村口。从那以后，每次学校填表格，父亲工作一栏，我都会在“农民”后面再加上个“工”字。

　　爸是春天出去的，他走后杏树就开了花，尽管3月的风还很硬，但那杏树枝却举起一个个淡粉色的小酒盅。杏花开起来跟野火燎原似的，昨天枝条还是灰褐色，今天就多了几点怯生生的粉白，不出3天，满树开花。

　　妈站在杏花下，告诉我们杏树跟别的树不一样，它是先开花，后长叶，就是为了早点给人看到春天的希望。妈说等杏树从粉变白，从白变绿，从绿变黄，爸就回来了。那几棵杏树，就成了我和姐一年里最具想象的期待。

　　爸走的头两年是最难熬的。很多年后回忆起那段时光，我们才想到妈那时候也就二十八九，在这一处没有左邻右舍的小院里，一个人、一双手，把两个孩子拉扯大。白天倒好过，除了干活就是干活，夜里一有点什么动静，她就害怕得睡不着觉。但那时我和姐太小，正是白天疯耍，晚上一沾枕头就着的年龄，根本无法理解妈的难处。那时候家里还没安电话，手机更是见都没见过，每次爸都是把电话打到同街的一户人家，他们来喊妈后，妈再赶紧领着我和姐去接电话。记得妈教我和姐认字，认到“春”字，她就说，3个人，在一起好好过日子，就是春天。

　　杏花开得快，落得也快。那年春天，小院内外，任凭杏花粉了，白了，又落了，飘飘荡荡，铺天盖地，又被风吹走，吹得干干净净。我眼巴巴望着杏树转绿，杏子越来越大，爬到我们院墙上来的不速之客也越来越多。那些素来喜欢戳破大人规矩的“野猴儿”，在我妈面前丝毫不掩饰对青杏的垂涎，他们说着笑着，跑开了，不大会儿又折返回来，看看我妈还在院门外站着，再看看树上的青杏，又跑开了。

　　正值农忙，妈大多数时间都在菜田，总会听见院墙外有木棍敲打树枝的声音，出去看时，早没了人影，只留下断枝残叶，一地狼藉。妈把正在屋里看电视的我和姐叫出来，将院墙外面那棵杏树分配给我，把最靠近院门的那棵树分配给姐，说这叫“包产到户”，以后自己的树自己管，别指望她又种菜又看门，说着便提起锄头钻进菜田。外面又传来棍子敲打杏树的声音，我和姐连电视也不看了，一人拎一个小板凳，坐在各自的杏树下，“捍卫疆土”。

　　绿着绿着，杏子就黄了。先黄了一个，在东南方向最高的那根树枝上，又黄了一个，在伸到茅厕上头的那根树枝的最末梢上，赶明儿又是一个……很快，满树的杏子都黄了，数也数不清。妈指挥我和姐一人抱一个大盆，到杏树下，抱着树使劲摇，我和姐就在一阵阵杏雨里，把一颗又一颗杏拾进盆里。两个小小身影抱着大大的盆，在杏树下竞赛般跑来跑去，那些不小心从衣兜里掉落出来的熟杏，随脚步声一起，在大地的脑门上砸出闷响。

　　我和姐累了，瘫坐在地，开始偷懒。妈在菜垄里直起腰来，问我们杏子好不好吃。我和姐边吃边点头。妈满意地笑了，她又说：“咱拾的杏是给你们爸吃的，咱拾得多，他就吃得多。拾得少，他就吃得少。”

　　这下我和姐又来劲儿了，为了让爸多吃些杏子，我们会抢夺同一颗杏子，杏子突然裂开，黄色汁液漫过手掌，黏稠的汁水从我和姐的指缝中渗出。日头每向西挪一寸，我和姐衣服上的杏渍就深一些。傍晚，太阳落山了。妈找出一个又一个竹筐，每个筐里装满杏子，让我和姐从新街头起挨家挨户地送去。

　　吃过晚饭，我和姐趴在灯下，盯着屋子中间仅剩的一筐杏子，妈说这是给爸留的。我和姐问妈，爸什么时候回来。妈没搭话，只是搬一把小板凳坐到筐前，开始剥杏。白天的劳累使得我和姐很快沉沉睡去，等到第二天醒来，妈已经把一大筐杏都剥完了。剥开的杏整整齐齐地码在高粱秆编成的排子上，妈会一排一排地把它们抬到院子里去晒太阳。屋子中间多了个瓮，把脑袋伸进去一看，是足足半瓮的杏仁。

　　等杏子晒成杏干，夏天也差不多要过去了。秋风是在某一天忽然到的，在我和姐的想象中，爸应该也是这样忽然回家的，只是秋风比爸到得更早。风一凉，杏树的叶子就开始飘落，那叶子跟小孩子一样，根本不禁冻，秋后的功夫还没怎么使，叶子就七飘八飘地差不多落完了。

　　杏树变得光秃秃的同时，妈到集上裁了灰黄色的棉布，针尖儿挑过几夜黄灯，我和姐姐穿上厚厚的棉衣，活像两个土球儿。我们从各自的那株杏树下走出去，从街头滚到街尾。冬天有些过于漫长，在我们差不多要把爸遗忘的时候，他回来了。

　　那天中午太阳很刺眼，房檐上的雪滴滴答答地化，一家人在看电视，突然听到街门一阵响。我和姐马上激动起来，因为此前我们在别人家里接到爸的电话，说他最近会回来。姐跳上炕，爬到窗户边，脖子伸得很长，叽里呱啦不知道在喊什么。

　　我一把推开门冲出来，冲锋一般跑向街门口。姐生怕落后，土球儿似的从炕上滚下来，跟在我后面跑。忽然，“砰”的一声，我回过头，看到姐仰面朝天，双手捂着额头疼得吱哇乱叫，血从脑门流下来，旁边的包铁木门晃荡着。姐看见街门外进来的人是爸，又哭又笑，像个疯子。

　　那是除夕前一天，外出一年的爸终于回家了。妈烙饼的时候，让我和姐从瓮里舀一小瓢杏仁，用擀面杖碾碎，和红糖掺在一起，满是春夏的芬芳。

　　往后的每一年，我们家都上演着送别与盼归的轮回，那些爸不在的日子里，院子里的杏树陪伴我和姐度过每一季春夏。妈常对我和姐说，要把各自的杏树照看好，爸回来，看到杏树长得好，就知道我们也过得好。为了不让爸担心，我和姐很用心地照料各自的小杏树。

　　后来，院子里的杏树渐渐粗壮，我和姐也长大成人。后来，我们搬了家，小院住进新的主人，那几株杏树也被砍倒了。再后来，姐姐结婚，我到成都工作，一家四口开始了新的分别。

　　一家人聚在一起时，妈总是说，啥时候回小院去看看咱的几棵树。杏树早就不在了，每次妈这么说的时候，不知道她指的是树墩，还是曾经的回忆。

　　但没人纠正妈，因为我们知道，那几棵杏树，是我们家在贫穷时所得到的一笔最宝贵的财富。

　　见习编辑：郑欣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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