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烟火漫卷》中，迟子建凭借自己对于文学故乡哈尔滨的记忆构建了全书场景。小说中的人物众多，核心叙事围绕刘建国而展开，由此不断牵连，在人物交织中形成叙述的复线状态，从而构筑起一种绵延而纠葛的文学想象。

　　小说主角刘建国是被寻找孩子一事羁绊了全部人生的人。其父刘鼎初是一位俄语翻译专家，而好友于大卫是波兰人谢普莲娜和于民生的后代。1977年，于大卫和其妻子谢楚薇拜托正在插队的刘建国在返回哈尔滨时，顺带将他们尚在襁褓中的儿子铜锤带回谢普莲娜身边。但在途中铜锤被人偷走，刘建国从此走上了寻找铜锤的漫长过程。刘建国认识过一个外地女人，黄娥，她自称一直在寻找自己下落不明的丈夫卢木头。当下，刘建国替医院代开私营救护车维持生计，他和助手翁子安形影不离。

　　在寻找孩子的时间里，刘建国到访过曾经犯罪的海滨城镇，他在那里侮辱了一个男孩，后者因此患上了严重的社交障碍。而于大卫始终隐瞒着刘鼎初临终前托付的秘密，在晚年才向刘建国坦白他是被刘鼎初夫妇收养的日本遗孤。在小说末尾处，经由舅舅的坦白，翁子安在反复推敲中确认自己就是当年的铜锤。而在黄娥承认了丈夫已逝的真相之后，众人发展出了新的感情。

　　在《烟火漫卷》中，叙事的主轴是轻盈的。刘建国对于孩子“铜锤”的寻找是在小说伊始就已交代的内容，但刘建国自身的身世背景、生活经历和铜锤的亲缘关系、真实身份都在小说的中段及末尾处才给出。而刘建国的寻找之旅，被模糊成小说中的隐线，在不同的章节中时隐时现。小说以人物关系的纽系和特定的场域榆樱院构成自我的结构支点。通过刘建国的血缘和亲友关系，周延出于大卫、谢楚薇等旧交旧识，又以其近期生活经历，关联到黄娥、翁子安等晚近结识的人物。而在另一侧，因为书中众多人物长期聚居于榆樱院，作者也以此为叙事动机，引出人物视野和活动的诸多跃迁。书中，黄娥是一位着墨偏多的人物。或许有人因此将黄娥误认为本书的双重主角之一，然而仔细考虑可知，黄娥在情节延展中并不具有可支持结构的决断地位。在故事中，黄娥的出场是由于与刘建国的相识，而她日后的生活场景都协同于刘建国的活动范围。可以说，黄娥在书中没有承担起核心人物的重量，书的聚拢始终仰赖于刘建国的生命周延。

　　这样的叙事方式或许是漫散的，作者并不寄望情节呈现有序的忸怩，而是为叙述的盈余预留了相当自由的空间。作者在不同篇章中确定不同的人物，引起叙述，而后又预设文本线索实现人物焦点的跳动和故事的转嫁，以此堆叠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网络。不同的人物引起不同的叙事，而即使是在对于单一人物经历的处理上，小说也呈现出非线性的状态。例如：黄娥的情感支点在于她以寻找失落丈夫为名掩盖丈夫已逝的真相，而她在来到哈尔滨后且尚未移居榆樱院时的生活内容在小说第一部第六章中才得到补充。刘建国寻找孩子是从小说伊始就已告知的内容，但关于孩子父母的生活则在第一部第三章、第五章才得到补叙，而刘建国弄丢孩子的经过则被迟延至第一部第七章中。类似地，黄娥在面对卢木头猝死时的惊惶情形和埋葬他的过程被记录在第一部第八章里。刘建国的身世之谜要等到第二部第五章处才得揭晓。这些非线性叙事的处理增添了小说内在叙述的复杂性，由此形成一种情节依附人物主体、文本造成人物叙事的结果。

　　同时，作者在权衡人物的生命状态时，也完成了许多共时性的叙述，往往披露某一人物的生平经历之前，就向读者暴露了这一人物的情感处境，仿若读者和人物是熟识多年的好友一般。这些处理呈现出作者特殊的叙述姿态，也造成叙事上的些许紊乱。作者以多端并述的沉稳推进文本，舒缓完成许多情节的插叙补充，致使全书结束时，书中大部分人物的经历已然可知。可以说，作者无意过分地制造叙述迷雾，这和一些小说家对于关键事实的模糊处理是有差异的。小说中的非线性叙事段落虽然散落在不同章节之中，但依旧围绕在人物周围，用以烘托人物生命的周延处境，由此形成了故事上“乱而不散”的效果。

　　历史学家杜赞奇曾提出“复线历史”这一概念，他认为既有研究中存在线性历史书写为线性时间所支配的模式，导致了特定因素对于历史叙事的垄断。为了克服这种垄断处境，他提出“复线历史”，试图找寻其他散佚的声音，从而构成一种非连续性和非线性的叙述，以此还原现实的复杂面貌。我们可以借此提出文学中“叙述的复线”，旨在关注人物生命状态的零散显露和非线性叙说引起的情节松散，和由此造成围绕人物生命状态的叙述周延。传统单一主体的虚构文本如果遵循非线性叙述方式，则将造成时间上的单向紊乱；而如果线性叙述的文本在聚焦主体上反复跳动，则会造成叙事上的联结混乱，以及空间性上的漫散。在虚构文本中对于聚焦主体和线性顺序予以同时拆解，致使过去的人物和情节扩散于时间与空间之中，就构成了一种叙事的复线状态。

　　在《烟火漫卷》里，小说视野流转于刘建国、黄娥、于大卫等多个人物之间，并且随着人物的活动轨迹不断漫游，使小说文本捕获了人物和空间上的离散状态；而几处关键情节的插叙展开，则造成了叙述在时间上的碎散效果。并且这种复线的周延随着小说人物重要性的提升而骤增。对于大秦、小米、胖丫、老郭头等人物而言，有关于他们的叙述依旧大体集中在零星几处；而刘建国作为小说中最大的叙述核体，他的生平破碎并且散落在小说各处，尤其以1983年的灰暗往事为例（此处情节的功能化意图暴露得过于明显，实则是可以商榷的）。叙述的复线状态赋予小说以和现实互动的更多可能，而小说也以此切实地展现着东北独特的城市质感，暴露出人物绵延的生命能量，倾诉着作者本人凝结于历史与地域之间的深厚情感和哲性乡愁。

　　见习编辑：郑欣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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