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珍在冬天喜欢坐在板凳上烤火，木质的凳子，底下可以加一点炭，把人烘得暖暖的。如果你来到秀珍的窗前，透过窗户能看见小屋里一盏昏黄的灯，照着屋子的一角——那里坐着两个人，我和秀珍。

　　电视里放着几个外国人登上荒岛的电影，我看得津津有味。这是秀珍房间里唯一与时代挂钩的东西，但她也不怎么看，电视于她，只是乏闷时能给点声音的伴儿。同样能称得上时髦的，大概只有墙上日历中那两个穿着清爽的女人。秀珍从不参与我的“电视鉴赏”环节，除了戏曲之外一切从电视机里发出的声音，都被她默认为年轻人的噪音。但她也没要我换台，只是慢悠悠起身，哼着歌绕到屋后去拿吃的，然后像捧着至宝一样交给我——结果已经过期一年多了。过期的时间和日历上印着的年份一样，那日历在她家里，也只是个摆设。秀珍的房子好像已经忘记了时间，只有炭火还冒着微弱的红光，哆嗦着，吐着烟。

　　这个季节她是最高兴的。她默默准备好红包，一个一个从枕头下抽出来，在本子上划掉来过的访客的姓名，然后拉着来人坐在带炭火的凳子上，把自己觉得舒服的毯子围在他们身上。这时候她愿意扣上她和时代的纽扣，不过也不扣很多，只是让自己暖起来，然后一遍遍问人家，外头的世界又发生了什么。

　　开春以后，秀珍跟着孩子去大城市过了段日子。她无法用矫健的身姿在车水马龙间穿行，整日对着不会用的网络电视发呆，偶尔摸摸精致的瓷砖，踢踢屋子里的扫地机器。她在玉兰花开的时候回到了家。太阳透过窗户直直照进秀珍家，她不觉得冷了，但扣上的纽扣没有随天气转暖而解开，而是一颗接一颗地扣下去，直到穿成一件整整齐齐的衬衣。

　　春天的秀珍用不上带炭火的板凳了，她把它们擦拭干净，放在太阳底下晒着，任凭说笑的邻居们休息。她决定让小屋亮起来——她打开大门，丢掉那些过期的糖果，请来装修的人，把乌黑的厕所装成了整个小屋最亮堂、最讲究的地方。她很热情地招呼我来上厕所。我不爱去茅厕，于是每次回老家，都爱往秀珍家里跑。对我来说，春天的秀珍家一切都是新的：新装的房间，不知什么时候起一直开着的电视，去年新换上的全家福。只有土房子还是大樟树下的那间土房子，土房子里的日历还是那个日历，这是秀珍自己牢牢坚持的、外放的时尚。

　　约莫着过了两三年，门前的草堆开始染上霜的时候，村里开始商量着盖新房。秀珍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房子，她不知什么时候戴上了老花镜，也不再搬出她的小木凳，她已经不记得去哪儿弄木炭了。奶奶承担起了照看她的责任。秀珍觉得自己有伴儿，于是就算忘记了很多事，却依然很快乐。她总往外跑，去小坡上晒太阳，去别人院里逗小猫小狗，和奶奶上演猫捉老鼠的游戏。可是除了奶奶，大家好像都不愿再接近她了——我也是。

　　新年回老家，我们照例去看秀珍。秀珍难得没有乱跑，靠过来想拉我，手里还攥着不知名牌子的饼干。她突然记起我们一起看过的电影，嘴里念叨那几个外国人，应该是还想再说些什么，刹那间我闻到了一股很浑浊的味道——是臭味，是骚味，混在一起，穿透了生与死的边界，好像浸透了她的内里。我感到恐惧，我看着面前穿着新衣服朝我伸出手的秀珍，第一次觉得陌生。妈妈轻轻隔开了她伸过来的手。那一刻，她换成了一副生气的样子，嘴里喊着自己的东西怎么会脏，撒泼一般逃了出去，奶奶骂骂咧咧地出去追她。四周的人哄堂大笑，说她如小孩子一般，把她固执的行为又拿出来讲了一遍——这是春节固定的话题。可我仿佛听见秀珍心里的纽扣，一颗一颗崩裂，落在水泥地上，声如劈竹裂帛。那些作为女孩子的片段是最早遗失掉的，而后为人母的片段也只记得一些零星了。秀珍最后的纽扣掉进了那座小屋里，她一遍遍去捡、去缝，却因为岁月的手脚，一切都成了徒劳。后来她不再捡了，任由自己敞着，忘记了许多事，只是还握着那仅有的几枚纽扣，守着一种叫亲情的东西。日子久了，纽扣生了锈，却慢慢融进她的血肉里。最后连记忆也没了，可那丝丝缕缕还连着血管，让她偶尔想起些什么，又哀伤些什么。

　　秀珍不在了。

　　那棵大樟树还在。土屋后头的树叶落了又开，曾经作伴的楼房也随翻新的任务被推倒了。不知什么时候起，那个围着秀珍家建起来的小院，只剩下她那一间。我不再去秀珍家看电视，也不需要去那里方便，只是偶尔在阳台朝那个方向望一望——天还是蓝的，水还是清的，那座土灰色的房子，带着龟裂的纹理，静静地伏在那里，像要和大地合为一体。

　　那里是秀珍的孤岛。

　　尘土底下，埋着那些年木凳下的炭火。土坯墙上，睡着早已蒙了脸的女郎。

　　一旁江心的高地上，一只白鹤朝云间飞去。

　　见习编辑：郑欣宜

　　责任编辑：周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