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以四川的方言来说，应该唤作“老家”。

　　父亲年轻时便离了乡，带着母亲一路走南闯北，最后定居在了离老家只有一江之隔的对岸。于是我的记忆里，总藏着一段渡江的“苦旅”。

　　说它是“苦旅”，其实也不尽然。只是那江太宽，水太急，船太小，而人太多。

　　一叶小船，扎满了渡江的人。儿时的我对所有新鲜事物都充满了好奇，每每坐船，我总是第一个抢着穿上发旧的橘黄色救生衣。随着掌舵的一声号响，船离了岸，江面愈来愈阔，我随着船只任由水浪涌动，心也跟着这起伏不定的波浪翻涌，一阵伴着一阵，生出无端的惶然。这种滋味，是万万不可细想的。但母亲似乎总能觉察到，便会熟练地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心温热，就在这黏腻的触感里，我觅得片刻心安。不多时，船便拢了岸，人们挤挤挨挨地往下走。母亲拉着我沿着熟悉又陌生的小路穿梭，在一块没有任何标识的马路边上，随机搭上“熟人”的快车。

　　小孩儿似乎总是这样，怕生。我羞怯怯地躲在母亲身后，她便笑吟吟地调侃：“你忘了，小时候抱过你呢。”母亲仿佛有掌控时间的能力，几句寒暄的工夫，我们也该下车了。临别时是要推让一番车钱的，一个说“要不得”，一个说“拿着拿着”，最终母亲赢了，把钱塞进对方口袋里，拉着我快步走开。

　　从前，我常忽略老家的“乡气”。直到长大后，重归这片土地，才终于寻得一个时机“嗅”着。那是城市绝然没有的气息：有烹煮的猪草，柴火燃尽的火星，家禽的粪便，浓郁的泥土，飘烟钻进鼻腔的残灰……当然，其中还少不了甘蔗的清甜，那是从青皮缝里渗出来的。这些气味混在一起，粗粝、原始，却又莫名地叫人踏实。

　　老家的生计，全靠那一望无际的甘蔗。零散的土地上，三三两两种着些甘蔗，放眼望去，只见密密匝匝的甘蔗林，风一过，便翻涌起层层绿浪。我自幼牙口不好，只能由母亲或父亲将硬节与粗皮啃去，才能咂摸到那口甜，因而从未酣畅淋漓地吃过一回。待到成熟季时，大大小小的卡车、货车纷至沓来，空空荡荡地来，满满当当地走。农人挥动着手中的镰刀，将那些成片成片的甘蔗林收割，再一点点地装载进车里，我想，它们的归宿是开往红糖厂，开往车间。我坐在长木凳上，嚼着刚砍下的甘蔗，糖汁儿顺着嘴角淌在了新换的衣裳上，又滴在了水泥地上，微风徐来，日头正好。一旁结完工钱的农人，先是嘴角仰起一抹笑意，随即又微微蹙眉——有了这笔钱，孩子的学费、牲畜、来年的种子，便都有了着落，可这一算，也剩不下什么了。他望着那片土地，将钱揣进里三层外三层的内兜，扛着锄头，拎起镰刀，归了屋。

　　大年初二，回乡“挂纸”，也正逢爷爷寿辰。爷爷年轻时眼睛就不大好，老了便彻底看不到了。他只静静地坐在屋前，手边立着一根拐杖。我走近时，他摸索着伸出手，轻轻抚了抚我的胳膊，问：“娃儿长胖了？长胖了好。”我应了声是，他点点头，便再未言语。长辈们则在灶房里忙得团团转，将那包了浆的厨具一一洗净，又把院坝里的鸡鸭捉来宰杀烹煮，灶房里的火烧得很旺，映得人脸庞发红。饭菜的香味从灶房里飘出来，混着柴火烟气，在院子里弥漫。饭后，便各自备好鞭炮与纸钱，祭拜先祖。坟地在后山坡上，要爬一小段陡坡。男人们扛着锄头，女人和孩子提着袋子，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往上走。到了坟前，先除草，然后烧纸钱，再对着坟祈愿。钱纸堆里火光跳跃，青烟袅袅，纸灰飘起来，落在头发上、肩膀上，也无人去拂。随着众人躲远后，鞭炮炸响，声音幽幽地在山里回荡着。

　　后来，老家渐渐修了公路，建了大桥，回乡的路程短了许多，儿时记忆里的渡船消失在了江面，我们不再等船、不用看天气、不用担心风浪。可有时候，我竟会想念那艘旧船，想念柴油机的突突声，想念江风灌进领口的凉意，想念母亲握住我手时那潮热的温度。现如今日子忙，也只能年初二回乡，进入村口，从前热闹的村头也变得冷清起来，汽车驶过，卷起地上鞭炮残留的红纸屑，在风中打了几个旋，又落回路面。我们此行只有一个目的——上坟“挂纸”。在坟前将钱纸一张一张分开，点燃香烛，再对着祖宗祭拜，一套动作做得行云流水，这早已镌刻进我的习惯里。

　　与往年不同的是，那片熟稔的土地上，多了一座新坟。

　　爷爷和从前一样，静静地待在那里。乡里不复往日那番喧闹，小孩儿追着离开务工的父母，老人像往常一样，鸡鸣时分起，日落晚霞而归。车子驶过新建的大桥，我透过后视镜往回看，村庄越来越小，最后缩成一个点，隐没在甘蔗林的方向。

　　离开时，后备箱里装着一捆新鲜的甘蔗，随我们一道，驶向城市。

　　我不再感慨，我不敢感慨。

　　只将车窗摇开一条缝，让风进来。

　　见习编辑：郑欣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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