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记忆始，母亲带我回外祖父家的路上，总会经过一座小丘，转过弯，屹然出现了一座白色的高碑。她告诉我，那座碑纪念的是我们同宗的先祖，是从她的祖父那儿听来的。麦浪年年青，母亲曾在那个小村庄里听过许多的故事，而她自己，正是那段苦涩岁月的主人公。

　　母亲家里七兄妹，她是幺女儿，往下还有一个小弟。据说我原本是有两个舅舅的，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大舅舅患病早夭。后来街坊都说，你们家开出了七朵花，若不是太过清贫，这样的大家族当是极热闹的。

　　母亲读过书，那时上有老人要养，外祖父母自身也已年迈，家里只靠几亩薄田过活，实在念不起了。她清晰地记得，1983年，在一个热浪冲天的午后，泪水比汗水更炙热，她用单薄的身板拖着笨重的榉木桌椅，站在校门口，听完最后一声上课铃响，从此再也没有踏进过学校。她读过书，却仅仅是一年级。

　　辍学后，母亲更难得闲，春割麻，夏插秧，秋收麦，冬翻地，不时还得修大坝挣工分，手上的茧没停止过生长。当然，苦乏中也偶尔有微小的欢欣——小舅舅在姨母们的帮衬下入了学，夜里熄灯后，他给她讲一天在学堂发生的新鲜事，在她手心摹着新学的汉字。梦里，她成了一名好学生。

　　母亲能自由玩耍的时间太少，所以同伴并不待见她，更多时候陪着她是几只黄鸭、一头母猪。她给那头母猪起名“八戒”，鄂东方言叫“八丐”。她说那头猪是极有灵性的，骑在它的背上也不恼。清早放出去吃草，天黑前对着头山头大喊一声“八丐嘞，恰饭咯。”便自个儿回来了。

　　有一年秋天镇上放电影，同村的小孩都央求着父母带他们去，母亲也想去长长见识，不过她没有钱坐车，更不敢向外祖父开口。于是徒步十几里路，到了镇上，才知道原来看电影是要门票的。她没有回去，而是坐在影院石阶上等了几个小时，同伴们看完后，悻悻地凑过去问放的是什么情节。

　　等到母亲长到十来岁时，上头的5位姨母都已各自嫁人成家，外祖父母病患缠身，小舅舅年幼，照顾老人的琐事便全落到了她身上。外祖母时常咳得喘不过气，母亲半夜起来用手指从她喉咙里扣出血痰。从害怕到麻木，那时的她，也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

　　小舅舅书念得极好，甚至在县里都能拔得头筹，可积贫之家实在入不敷出，他也未能摆脱辍学的命运。但舅舅到底是家里唯一的男孩，比母亲幸运，被亲戚带到南京当学徒，制衣服。母亲也想去，学个手艺也能谋个出路，可是家里的几亩田地，病榻上的老人谁来照顾呢。

　　1994年母亲与父亲定亲，两年后从一个小村嫁到另一个小村，日子并未好过。祖父母有两个儿子，大伯学了木匠，我的父亲由于从小高度近视，农村人把它当作天生的怪病，因而没学过任何的一技之长。于是两个20岁的年轻人，与脚下的泥土做伴了20年。

　　除夕前，母亲为借钱，跑亲戚家八趟，没吃闭门羹，也没说借，让等着，一次又一次。我听到走街卖馍的老人喇叭一喊，于是兴冲冲出了门，抓起两个大糖馍。母亲倚着窗角，摇了摇头，我又放回篮子里。那年年夜饭，一块白豆腐拌猪油，沾了荤。好在母亲有股蛮劲儿，她性格泼辣，十里八乡的人们都夸她能干。我想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并不是件好事。旱季她要填沙袋、堵渠口，一桶一桶地将水灌进稻田。雨季雷声阵阵的深夜，她卷起裤脚，扒开泥口，将田水引入河塘。我常常觉得，她的生命就像那块时而干涸时而溢满的水田，从不让自己荒废。

　　千禧年底，母亲算了算，除去化肥、农药、种子的钱，还剩1000元，这是家里还完建房子债款后的第一次盈余。那天她起了个大早，煮上两个鸡蛋带在身上，一口气走到镇上的信用社。等到了8点柜员上班，她排在队伍的第一个，反复确认着，这来之不易的人生第一张存款单。

　　几个月后，父亲骄傲地骑着那辆杂牌单车，载母亲逛县城，阳光多么明媚，他俩缓缓舒了口气。母亲让父亲去买点吃食，父亲在小吃街上走了两个来回，最后只带回一个白面馒头，母亲气笑了。就这样，他们抠抠搜搜携手了几十年。

　　母亲有一位年长她几岁的同乡姐姐，用现在流行来的话叫作“闺蜜”，比她早几年嫁到父亲的村子，后来我认做干妈。干妈家境比我们家殷实，是村里最早安装热水器的几户人家。冬日严寒，干妈邀请我们一家几口去她那儿洗澡，母亲和我背着两蛇皮袋子的换洗衣服，在雪地里踉跄，滑稽而温馨。干妈最知母亲的不易，常常用“嘴巴吃了怕眼睛看到了”来形容母亲的节省，而母亲的苦与忧也只与她诉说。

　　2004年，母亲失去了她的第二个孩子。当时我刚满4岁，已经记不清具体的缘由，如今她也不愿再谈起。只是依稀记得母亲躺在一张倒着的竹床被抬回，头上缠着包巾，脸色苍白。干妈日日来照顾母亲，依稀记得，她坐在厅上的小樟木板凳上，一遍遍溠洗母亲沾有血渍的衣物。在那样苍白的光景里，干妈的陪伴是母亲最难得的慰籍。

　　人们常说，苦难是文学的温床，我想那母亲的妙笔，定然胜我千千万。七八年前的一个夏天，正值农家“双抢”之际，烈日高悬，她割完一茬稻子，放不下后一茬，结果误了饭点，水喝尽才休罢返家。没曾想刚走两步，便感到力竭发晕，天旋地转。据她回忆，硬撑着走了两里多路后，昏倒在了一棵树下。恍惚中她摸到地上的一把烂枇杷，费力地含上几颗，慢慢地缓上了气。当时她满脑子想着，要是人没了，可不能倒在外边，一定要回到家里。

　　母亲除了是种田能手外，还会很多技能。她通晓草药，路边的车前草，池塘的荷叶和浮萍，门前的枇杷叶，我都和它们共浴过。母亲还懂得一些古老的仪式与唱词，每逢村里有人家建房盖瓦、婚嫁迎娶，她总会拿出老黄历，帮他们看个好日子。村里人说她，年纪不大本事倒不小哩。

　　祖父母留给下一代的只有一间泥砖平房，经父亲四处打零工，母亲苦心耕作后，他们终于建起了第一间属于自己的两层半毛坯房。彼时还没有安装门窗，地面是光秃秃的黄泥坯，一家人在4块大木板的遮挡下度过了几载春秋。

　　十几年后，母亲决定将屋后的小山开凿出一块空地，作为新房地基。舍不得请挖掘机，父亲、母亲、祖父几人从春初挖到秋末，历时两年，三层小楼平地起。母亲是家里的主心骨，父亲老实，听着母亲的设想和安排，小家也渐渐有了起色。

　　2022年的夏天，他俩拿出半辈子省吃俭用的积蓄，在小舅舅家附近购置了一套二手房，我们一家从乡下搬到了市区。母亲很激动，她说现在终于是“城里人”了，这是她孜孜以求的梦想。母亲在附近的超市找了一份清洁的工作，很是高兴——20多年前她就想去城里上班，可惜被泥土缠住了脚。

　　年节前回老家祭祖，路过山丘时，母亲又讲起白色高碑的往事。那些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故事，教会了她坚忍。为儿子，为生计，她将自己隐入尘埃太久太久。好在现在不用风来雨往，面朝黄土背朝天了。望着故乡的青山，我好像看到那个年轻的女人正在开荒拾野，出走半生。

　　见习编辑：赵小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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