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古重史是我国的文化传统。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极其重视历史的编撰，以此作为治国理政的依据，帝王将相、王朝更迭便成了历史叙述的主干，普通百姓因此成为沉默的大多数。文学在参与对历史的叙述时，因其对个体命运与情感的关注，填充了丰满的血肉，弥补了历史叙述的这一缺憾，从而成为一种补遗和注解。

　　与《悬崖》《悬崖之上》等剧作不同，全勇先在中篇小说《秘密》中放弃了对谍战过程的正面描写，而是着墨在因种种原因被历史遮蔽的无名英雄身上。与影视作品相比，作者在小说中获得了更大的创作空间，同时也实现了用文学补充历史、为历史做注解的创作理念。

　　在《秘密》中，全勇先通过双重叙述主体，揭开了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哈尔滨的一段隐秘往事。日本侵略者到“新京”后，开始了对反日力量的清剿，赵一曼因此不幸被俘。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她没有透露任何情报，并在一名伪警察和一名护士的帮助下，成功脱逃，后再次被俘，英勇牺牲。过程中，在伪满警察厅外事股任要职的纪德荣，在正义与背叛之间选择了前者，间接帮助了赵一曼脱逃，命运自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避免日伪对家人的审讯和报复，他通过假死瞒天过海，并在机缘巧合之下，成为苏联远东军区政治部的情报员。当一切回归平静，历经千辛万苦重返哈尔滨的纪德荣面对的却是一场沧海桑田与物是人非。面对妻子与弟弟的结合，他只能选择隐姓埋名，从此消失在命运的漩涡中。

　　小说的核心情节由当事人纪德荣作为内层叙述者讲述，故事之外的外层叙述者“我”呈现了故事的发现过程，并对史料进行了补充，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感与层次感，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既能够沉浸在历史亲历者的叙述中，又能以“考古”的视角进行审视和反思，从而创造出一种叙事张力，拉开了审美距离。

　　“世界本身就是没有答案的，有答案的世界就不是人间。”全勇先在文本中建构了秘密的三重形态，分别是人性的秘密、命运的秘密、历史的秘密。“我”在岳父金兀正的庇护下，平步青云，前途无量。在“我”的眼中，他的身份却始终是个谜，一个在年轻时坚定不移反封建的斗士，何以在商界、政界都能风生水起，并与日伪高层过从甚密。在人格修养方面，他有文化、有想法，从不唯利是图；在情感方面，他爱女儿、爱家庭，甚至爱“我”这个并不争气的女婿。他为何最终选择加入日本情报组织，如此转变所展现出来的人性迷思让“我”始终无法破解。

　　命运的诡谲更是令人难以勘破。小说采用草蛇灰线笔法，在叙述过程中多次暗示了人物命运的走向，“谁会想到这就是此生我们一家三口过的最后一个春节”“1936年的大年初一是个诡异的开始，在这一天，我们这四个人的命运即将掀起波澜”。“我”本崇尚医道，后又对建筑兴趣浓厚，却在岳父的安排下，进入警察厅工作，从此“命运的道岔被一只无形的手悄悄扳了一下”，故事的走向不再受控，以至于后来只能亡命天涯，与家人天各一方，即便近在眼前，却仍旧无法相认。这样的安排，仿佛是有人在背后操控，身处其中，却是任谁都无法参破的秘密。

　　历史的秘密，则往往被淹没在宏大的叙述中。在一个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里，可能潜隐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这正是历史力所不能及，而文学通过想象与虚构可以补遗的部分。外层叙述者“我”在查阅资料时发现，内层叙述者讲述的内容中所涉及的人员都能找到详细记录，唯独没有发现过叙述者本人，即纪德荣的任何信息，“他和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名字一样，消失在时间的尘埃里，如同那些和他们一起消失的秘密。”

　　在历史的客观陈述中，发掘心脏的跳动，泪水的丰盈，正是文学的应有之义。真实与虚构作为创作方法，在小说的建构过程中被赋予了同等力量。小说补充了历史的血肉，史料也成了文本的核心支撑，从而让叙述更加真实可感，打动人心。

　　见习编辑：郑欣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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