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多清贫”。看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床头屋漏无干处；想陶渊明，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物质的匮乏，紧追其后。然仔细品味其诗文，细听其心曲，却总有一股异样的丰盈与从容流淌而出。这丰盈不系粮仓，而居心魄；这从容不牵涉外物，而生于内。于是我们发现，一种奇观在历史的舞台上屡屡上演：外在的“贫”与内在的“乐”，竟然可以在一个人身上，从容地对坐，悠然地欣赏！这不是苦中作乐的强制安慰，而是一种选择，一种精神对物质的完胜。文人安贫，安的是对“道”的守候所带来的必然的、对世俗繁华的清贫、疏离；文人乐道，乐的是在这守候之中，对生命本真丰盈与自由的体认。

　　安贫乐道，这清贫之安然之乐，它的根系，生长在哪里？

　　一是因为心思专注于一件事物，心灵因此自足。当一个人的志向、心思、神意，全部投注于对“道”的探寻和持守，外物的贫富丰俭，便退而成为生命的旁白。孔子赞扬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乐”从哪里来？不是来自箪瓢陋巷，而是来自求仁得仁、体道悟道的精神之乐。心有所向，则外物不能扰。苏东坡流放海南，瘴疠蛮荒，食无肉，病无药，他能发现牡蛎的美味，跟小儿子一起笑谈“吞墨水”的典故，留下“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旷达。他的乐，来自天地造化的厚赐，来自文字文章的创造，来自荣辱得失之外的坦然成全。心灵因为专注于更广大、更永恒的事物（学问、艺术、天地大道）而变得饱满丰盈，那方寸之间的宇宙，足以对抗世间所有的冷凉。物质的“贫”，在此反而成为一种过滤，过滤掉芜杂的干扰，让精神的灯火，莹洁清朗。

　　其二，成于疏远“欲”，生命因此轻松。安贫，某种意义上，是主动与太多的物欲做了告别。文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他却识得“少则得，多则惑”的真谛。太多的物质占有，意味着太多的束系、太多的焦虑、太多的“心为形役”。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他“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在“贫”中，他收获了相伴家人的温馨、领略田园的逸趣、读书“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的读书之乐。那乐，源自对生命节奏的重拾，对“真意”的不断寻找。刘禹锡身处陋室，却自傲于“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生机盎然，陶醉于“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高雅情趣，最后宣告“何陋之有”。这“不陋”的勇气，正来自对精神价值的坚定确认，对“素贫贱，行乎贫贱”的坦然承受。疏远了无休止的物欲追逐，生命反而卸下了包袱，在清简中获得了自在与轻松。

　　其三，耀于“名节”，选择便拥有了高洁的依托。文人的“安贫”，多与“守道”“持节”相连。这“贫”，有的时候不是无能的他所表现出的“困顿”，而是选择上“正道”之后的必须“牺牲”，是勋章，是证明。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他们的“贫”乃至“死”，是他们维系自己政治清高的极端表现，他们的“乐”（或者“安”）是求得了他们所求的，问心无愧。朱自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粮”，这选择背后的“贫”与“危”，是民族气节的响亮回音。这里的“贫”不再是经济状态，而是精神姿态，是不屈、是不俗的“宣言”。能“安”于此，是因为有更重要的东西需要维护——比生命还重的“义”，比温饱还贵重的“节”。这种选择带来的感觉是“尊崇”与“高洁”，由此产生的是深沉的、悲壮的“乐”，是一种践行信仰后的心境，是一种人格完成后的恬淡和宁静，是不靠锦衣玉食、金言玉语所能换取的内心开放和明亮。

　　所以，文人所谓的“安贫乐道”，并不是在颂扬“贫”，更不是无能者的自我安慰。这是一种深刻的价值排序：将精神上的丰盈、人格上的完整、心灵上的自由置于物质享受之上。这是一种对自己的“修剪”，修去一些复杂的物欲，让生命之树枝的主干——对“道”的坚守与“持节”，裸露在阳光下，且得以挺拔伸展。

　　他们的“陋室”，回荡着与先圣畅饮的玄学；他们的“短褐”下，跳动着一瓣与日月同辉的雄心。一箪食，一瓢饮，饮的是千秋诗文；环堵萧然，堵的是偏安风骨。这“贫”，这“乐”，是中国文人精神世界里，一道特殊的风景：以最简单的物质底色，画出最绚烂的生命灿烂。这灿烂的花蕊，穿越岁月，依然能让后世在红尘中，偶尔路过会嗅到，那一缕来自灵魂、清澈而冷冽的扑鼻香味。它告诉世人：心安之所，道乐之境，贫何妨？

　　见习编辑：赵小萱

　　责任编辑：周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