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离开了,再也没回来。那天,漫山的红枫簌簌落下,似一朵朵血花。

  1930年秋末,哥突然回了趟家。爹娘在地里干农活,我在灶前添柴。转身抱柴的时候,我瞥见门槛上踩着的一双补丁布鞋,前头是一团影子,戴着帽子。

  “咣当”——柴落了一地。

  再回神,我已扑向那影子了。“哥!”

  哥只轻“嗯”了声,随即抬手摸了摸我的头,又搭向我的背,轻拍了拍。“不扎手了。”哥轻笑一声,语带慨叹,“我们小草根长大了。”

  我松开手,抬头冲他得意一笑,随后挺直身体,神态严肃,行了个标准的敬礼,紧接着,声音洪亮,“字正腔圆”:“报告!草根儿12岁哩!”

  “……会打柴烧锅、捉鸡逮狗……还有扭秧歌儿!”

  礼毕,我打手起了个势,除少了块红绢子,还挺像那么回事儿:“哼,我还在长身体呢。你且等罢,再过两年就要比你高哩!”

  哥听罢,笑了起来,半天没个停。我恼了,鼻子哼哼,又说不出厉害的话,于是扭过头去,不理他了。

  “哈哈……好吧好吧,根儿别恼羞……”哥笑出了泪花,伸手过来又胡噜了把我的头发。不一会儿,不知想到什么,他又正色几分,声也沉了下来:“哥相信,会有那天的。”

  “哥,你咋突然回来了呢?”

  “对了哥,你这次待多久?还走吗?”

  ……

  我和哥去找爹娘,一路上我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还哼着不知名调调。

  “嗯。”哥一如既往,耐心听我喋喋不休,却又不似以往有问必答,倒有些心不在焉了。

  我慢下步子,回头看了看他,视线又上移至那顶帽子上,顿了顿,忽而又转回来,手里不自觉地揪搓着刚拾来的红枫叶。

  两人并行,我暗自较劲,加快速度,跑跳着跃到前头的田埂,同时毫不拖泥带水地将已皱成一团、坑坑洼洼的红枫叶“放生”了。

  可惜,没能逃过哥的法眼。只听一声轻叹,接着传来草叶的窸窣声和着手指刨土的沙沙声。我的脑海中不由浮现出“黛玉葬花”的场景,将它和哥的动作联系在一起,奇怪却莫名地不冲突,我嘴角漾出一抹笑来。

  又跨过一块田垄,我起了兴,面朝他倒着走,前言不搭后语,语气半真半假:“这次带上我呗?”

  哥默了默,岔开话题:“看路。”

  “嘁!”我吐了吐舌,朝他做了个鬼脸,然后回身“看路”去了。

  一只野鼠“咻”地从我脚边蹭过,只留一抹黑影,钻进前边草丛里头,再也不见了。

  远远瞥见爹娘拱起的背,哥停住步子,不走了。

  “草根儿,停停。”哥站定在那儿,抿紧唇,两眼幽邃,凝望着远处的两道“拱桥”。

  良久,他吐出一声叹息,略有颤抖:“哥走了……别告诉爹娘。”

  1931年9月18日夜,娘吃饭时不小心咬破了舌尖,忽有所感:“树根儿这次一去好久。上次回来,草根儿蹿不少个儿。小娃娃不懂事儿,见着他哥忙躲我后边,偷摸问是谁,呵呵呵……”“娘!”我别过脸去,扯扯她袖子,不一会自个儿也笑了。

  有风呜呜穿堂而过,窗子吱呀作响。汗湿的衣裳粘在身上,惹出鸡皮疙瘩来。

  娘低咳了几声,嗓音沙哑:“也是,哥俩聚少离多。树根儿那回走时,草根儿追着他后头跑了几里路,哭着喊着要他哥带他一块儿去……唉!”爹听罢,浓眉一蹙好似包青天断狱,摆摆手示意她住嘴:“行了,孩子面前总讲这些做甚?嘁!”娘见状,欲言又止,瞧瞧爹又望望我,抬袖拭去眼角湿痕,终是不再言说。

  睡前闭上眼,哥留在田垄上的鞋印、娘蓄在眼纹里的泪、爹摆手时止不住的哆嗦……一幕幕似走马灯,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他们总不愿多说,可我远比他们想象得知道许多。

  我知道那天一别或许是永别,但我没拦着。

  我知道娘常念着哥,只敢夜里偷偷抹泪,不小心被我撞见了,娘总说是眼里进了飞虫。

  我也知道,爹在害怕。娘每提一次哥,爹的心就豁一道口子,但他总捂着,掩着。

  我知道的,我也不说。他们总觉得我还是小孩,我就偷偷当大人!所以我没有告诉爹娘,那天哥在“红枫雨”中的匆促来去。

  日子久了,有时我也会想:这会不会是梦——那天根本不存在,哥压根没回来过?

  每当这时,我会冲进屋里头,摸找藏在棉花枕头里的信封,捏着边角,心会安定许多。

  哥留下的最后一封信,我一直留着,藏着,没打开过。

  1937年7月,我打开了这封信:

  儿在做光荣有志之事,虽死不悔!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儿有愧。愧不敢见,不奢谅恕!

  一切皆好,勿念。

  祈祝安康!

  不孝子敬上。

  寥寥几语,却卷了纸边、皱了纸页、晕了字迹。

  一枚红枫叶悄无声息地露了一角。它虽干了、枯了,也不碍它依然血红。

  听说北边来了寇,在别人的家里耀武扬威,烧杀抢掠,无所不为。

  那儿的百姓人人哭声抢地,言难自禁:

  “天啰!要命啰!”

  “青天白日的,恶鬼吃人呐!”

  “天收哟!强盗啊!”

  ……

  一向温顺的老黄牛,不知怎的,那日突然发了狂红了眼。爹被它一把掀翻在地,拖着“犁”了一亩地。“顶梁柱”倒了,娘颤巍巍地撑着。

  子夜,我将哥留的信搁在桌上,背上行囊追着他去了。这年我十九。

  我效仿哥,也塞了枚红枫叶。它有伴了。新叶站在枯叶上,似乎红得更深,站得更稳、更有底气。

  1945年9月2日,我们终于把那群强盗赶走了。

  3日凌晨,我于梦中醒来。

  哥自走后,第一次入梦来。依旧是那个离开的背影,有帽子、鞋印、“葬花”。不过,这次换我低头注视他——我在他眼里看到了闪烁的泪光。

  我猛冲上前,如幼时般扎进我哥怀里。哥愣了愣,仍旧像那天那样,摸摸我的头,拍拍我的背。

  熟悉的笑声钻进耳朵:“根儿长大了,比哥还高了。”

  瞬间,什么成熟理智皆被抛到九霄云外,我嚎啕大哭,语无伦次,不管不顾地抓着他诉说思念。

  醒来手心里躺着一枚红枫叶。它红得太深,染红了我的眼。

  几年前我就比哥高了。他知道的,应该知道吧,肯定知道的。

  将近10年的岁月,我闻过沙砾的粗糙,听过月光的悲伤,浸过炮弹的温度……草根扛过日晒雨淋,真真正正地长大了。哥看到了,娘梦到了,爹听到了。

  从前我以为山的那边起大雾,经年不散,哥去了再也出不来。

  后来我觉得海的那边有怪物,它囫囵吞了哥,不吐骨头。

  现在我明白,那是一群野兽,跑着吼着,嚣张地张开血盆大口,吸走了无数至亲同胞,或父母子女,或兄弟姊妹,或恩师挚友……

  但是,它湮没不了哥的灵魂;它们嚼肉拆骨,茹毛饮血,亦吃不尽、夺不去他们鲜红的灵魂——肉身泯灭,英魂长存!

  1949年10月1日,共和国成立了。

  观礼时,人人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我也不例外。我又想起了哥,还有行军生涯中听过的艾青先生的一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次日,我踏上回乡之路,带着那枚红枫叶。

  根在那,丢不了,忘不去。

  2008年暮秋,有记者联系上我。已至鲐背之年,忆起青葱岁月,不免怀思,原来我从不曾忘却。

  “老爷子,您还记得第一次上战场是何时吗?那时您多大?”

  “十九。怎么会不记得?那时候啊,水深火热,人苦欸……”

  切身尝过血味后才知道生命的脆弱,才更明白生命的价值与和平的意义。那一刻,我的灵魂与哥共鸣,耳边萦绕着无数英烈的共同心声——生于华夏,为国捐躯,永不悔!

  “听闻您兄长是您的启蒙人物,请您谈谈有关他的故事。”

  “我很尊敬他,可以说我是在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坚定了这条路……”

  “我还记得,那是1930年10月的某一天,他突然回了家……”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

  如果能再一次相见,我定会拍拍胸脯,挺直腰板对他说:“咱老方家男儿不是孬种!”

  “回家那天,我一瘸一拐地走在前,他仍在后头跟着,脚步轻快,如我当年。”

  魂儿在异乡漂了几十年。终于,落叶归根。

  记者离开前,眼眶湿润,向老爷子鞠了一躬。抬头时,她好似才看到老爷子干瘪的手里紧攥着一个信封——开口处露出两枚红枫叶相叠的一角。叶脉清晰,枯干了,红依旧。

  推开沉重木门,回忆映入眼帘,是鲜红色的。

  今次,满山红枫悠扬飘晃,层林尽染,映红了这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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