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乡多年，我身旁一直带着一枚棕褐色的海螺，螺旋的纹路被时光慢慢磨平了些，这是20年前，父亲在大连的老虎滩拾起，千里迢迢带到我手中的。将它贴近耳朵，嗡鸣声便在耳道里回响，像是远方咸涩的海浪生生不息地翻涌着。

　　20世纪末，村子里的青壮年劳动力多数都去了省城，或者其他经济发达的地区务工。有熟识的邻里在大连扎下根，一带二、二带三，渐渐形成了一小帮“大连派”。叔叔们多数和父亲一样是木匠，也有几位是泥瓦匠和漆匠。

　　父亲离家千里，养育我的担子落在母亲一人肩上。母亲靠着小卖部的红色电话线，大约半个月一次，才得知父亲的近况。她先和那头说几句家长里短，然后把听筒递给我，让我喊“爸爸”。我不知道说什么，翻来覆去就一句“好着呢”，其实那时候，也并不真正懂得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只记得春耕秋收时节，我常跟着母亲一同下地，在油菜地里筛着沉甸甸的油菜籽，在比人还高的棉花地里，摘着柔软的棉花。

　　班上的孩子，那时会不经意地攀比谁的父亲去了更远的远方。“我爸在青岛港开吊机，青岛可大了！”“那有啥，我爸在大连，海边！老虎滩知道不？”说这话时，我的胸膛会不自觉地挺起来，享受着他人眼里那点稀罕。可只有自己心里清楚，夜晚趴在窗台上看星星的时候，多么希望父亲就在隔壁屋打鼾。因而，相较于蝉鸣声里自在玩耍的漫长暑假，我更期待可以打雪仗的寒假——更重要的是父亲总在腊月回家。一夜的海轮渡过渤海湾，在烟台登陆，随之而来的是20多个小时的大巴，最后换乘小型客车。年幼的我还不能体会舟车劳顿的辛苦，只和同村的孩子兴奋地挤在一起，手里拿着小木棍，早早在江堤上等待着父亲归来。母亲们不似孩童那样心急，却总在车子抵达时，恰好爬上江堤，顺手接过男人们从车上卸下的大包小包、大桶小桶。

　　父亲总是用大编织袋装物件，拖到堂屋时，发出一声闷响。袋子里除了刨子、锯、墨斗这些工具家伙，还有用旧报纸层层包裹着的海货。母亲会仔细地分成若干份，送给周遭的几户人家。她的声音在暮霭里显得格外柔和：“他爸带回来的，尝个鲜。”邻居们接过，凑在灯光下仔细看看，客气地推让两句，最后总是感激地收下。母亲走回来时，脚步是轻快的。那些来自远方的、带着咸味的馈赠，无声地、短暂地抚平了一整年独自操持琐碎家事的辛劳。

　　有时候，想念隔得太久了，到了真要见面时，反而生出一股胆怯。有一年寒假，父亲坐的小客车远远地出现在江堤那头时，我的心猛地一跳，不知怎么，拔腿就往回跑，躲进了房间里。我静静地等待着，等那个人走进家门的声响。我的手指抠着冰凉的窗玻璃，心跳滚烫地翻涌，脚却像生了根，怎么也迈不出去。原来小孩子也是会近乡情怯的。母亲在外头喊：“爸爸回来了，你跑哪里去啦？咋啦，不认识啦？”我没应声。直到父亲从编织袋里摸出一罐糖，冲我扬了扬，我才磨磨蹭蹭走出房间。父亲递过来，我接住，没敢看他。我含着糖，有些生分地望向这个风尘仆仆的男人，他的身上有长途大巴和海风混在一起的味道。

　　我虽生长在长江边上，每日都能看见奔腾的江水，却一直向往更为辽阔的大海，许是从小听父亲说了太多海边的故事。我曾以为山的那边就是海，于是努力读书，因为大人们总说，考出去就能看见海了。可长大后才发现，山的那边是城，城的另一端依旧是山。后来，我终于穿过更多的山与城，见到了真实的海，它辽阔、深邃，一望无垠。也渐渐懂得，父亲口中的海，从来不只是眼前这片广阔的水域。父亲的海，是我走向远方的支柱，是岁末年初的往返长途，是一位成为工匠的农民，漂泊半生之后，又回到故乡的路。

　　每年回家时，我总爱打开装老物件的箱子，里面有一些父亲从大连带回来的东西。最显眼的还是那张墨绿色的暂住证，证件照上的父亲很年轻，头发向后梳得整齐。还有几张他和工友的泛黄合影，父亲站在后排边缘，穿着不太合身的灯芯绒外套，笑容有些拘谨。不知道如今的父亲，是否还会想起他的那片海——多年前的渤海湾，在炽热的海滩上，在工地与工地之间的缝隙里看过的那片海。他见过星海公园的游人如织，听过有轨电车叮叮当当的声响，尽管，他自身始终只是这繁花幕布上，一个匆忙的、灰暗的剪影。

　　而今，父亲不再出远门了。他的工具箱放在柴房的角落里，刨刀生了些锈。有时他会拿出来擦一擦，但很少再用。偶尔也去城里接点零星的木工活，更多时候，只是赋闲在家。他在并不多的几块土地里，种些红薯、花生、玉米、芝麻等作物，一年又一年，在育种、栽培、开花、结果中，守护着那份与土地最为质朴的连接。

　　责任编辑：郑欣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