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人物一直在我心里成长

    40年前，冯骥才吃住工作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义和拳》在这里出版。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参与文化遗产抢救中止了他的文学创作。2018年年末，他又杀回来了——最新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由人文社出版。

    事实上，这本书的写作计划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出现在冯骥才的各种访谈中。“这小说在我心里放很久了。一个作家肚子里不会只有一部小说。写小说的时间不一定要太长，但放的时间一定要长。时间长，人物才能活起来。一旦你觉得他们像你认识的人，就可以写了。”

    新书讲的是一段100多年前发生于天津的跨国恋情。莎娜和欧阳觉的身后，是中西方单向认知带来的隔阂和冲突，炮火最终碾压了一切，爱情也毁灭在那个悲剧年代。在那个庚子年，单筒望远镜成为文化对视的绝妙象征：世界是单向的，文化是放大的，现实就在眼前，却遥远得不可思议。

    冯骥才一直关心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在我写过对传统文化进行当代解读那几部小说《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之后，就想写这部《单筒望远镜》，这是一个文化反思的系列。”这部小说写在近代中西方最初接触的年代，是一个跨文化的爱情遭遇，一个浪漫的传奇；但在殖民时代中西方文化偏见的历史背景上，又注定是一个悲剧。

    “我在天津，历史上它地处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有趣的是，那个时代，天津城市空间分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老城，一个租界。于是，这个城市的历史、城市形态、生活文化，与中国其他任何城市都不同。这使我写这部小说时得天独厚。”冯骥才说。

    他在《单筒望远镜》中用了多个意象，比如那棵古槐，那座孤单的小白楼——租界边缘许多这样的房子，一面窗子对着租界，一面对着老城。

    “单筒望远镜最主要的特征，是使用它时只能用一只眼，有选择地看对方。”冯骥才说，“在爱的立场上，选择可能是美；从人性的立场上，选择则需要沟通；从文化上，可能选择好奇；在历史局限性上，可能会对准对方的负面。其实，这部小说这个时代所有人物，都使用这个单筒望远镜。”

    小说家最终要用人物说话。冯骥才在书中写了两个女人，不同文化铸造的文化性格，她们截然不同，甚至相反。这两个女人却都与主人公情爱纠结，折磨主人公的心灵。冯骥才说：“她们在那个时代悲剧中，都是可爱又无辜的悲剧主角，都是殖民时代的牺牲品。我想用人物的遭遇和命运唤起读者人性的关切，以及对历史的反思。”

    冯骥才反对“文明冲突论”：“所以我让我的主人公在一些章节表现出交流与沟通的快乐。因为，在文化之间，交流才是符合人性的。正因为这样，才需要对殖民时代文化的历史进行反思，对文明的悖论进行反思。”

    他在《单筒望远镜》的封底写道：“在中西最初接触之时，彼此文化的陌生、误读、猜疑、隔阂乃至冲突都在所难免；而在殖民时代，曾恶性地夸张了它，甚至将其化为悲剧。历史存在的意义是不断把它拿来重新洞悉一番，从中获得一点未来所需的文明的启示。”

    在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看来，在上世纪80年代，无论是汪曾祺、邓友梅，还是冯骥 才，有这样一批作家，虽然看上去像在做一些地域性的写作，但他们始终站在文化前沿，“在今天回头看，在继承、弘扬中华民族的小说传统方面，都具有相当高的文化价值。”

    冯骥才正是这批作家中在塑造人物方面最有特点、最有风俗性的一位作家。在《单筒望远镜》中，他对天津的描写，有风俗性的，也有人类学式的。小说提供给读者的，是当时的社会氛围、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日常语言，以及生活周边方方面面的描写。

    如果再过100年，有一个名字和天津能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家，那就是冯骥才，就如同帕慕克之于伊斯坦布尔。20多年来，在城市化与现代化逐渐抹去历史痕迹的当口，作家冯骥才以文化学者，甚至是文化战士的身份，来为一个城市发声。

    冯骥才的《单筒望远镜》，写的虽然是100年前的历史事件，但还是从人性出发，回到人最根本的东西。“作家到了这个年龄，个人的文字修养使他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非常成熟，叙述十分沉着，”吉狄马加说，“最重要的是，这部长篇小说深刻反映了人的命运，也反映出在当时复杂的历史变革中，所呈现出来的人性的纠结、困惑，甚至挣扎，当然也有悲剧。”

    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潘凯雄说，改革开放40年，中外文化的交流比100多年前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对年轻一代来说，语言隔阂已经不是大问题，但文化的误解、猜疑，甚至冲突，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依然是一个问题。

    吉狄马加认为，中国文学在和世界不同的文学交流的时候，还是要回到文字本身、回到语言本身。“一个伟大的作家除了塑造人物、书写历史、见证时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语言呈现出来的美。冯骥才毫无疑问是一位语言大师，很多清淡的白描，继承了我们语言文字的传统。”

    《单筒望远镜》是冯骥才继《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之后的“怪世奇谈”四部曲的最后一部。“20多年来，我虚构的人物一直在我心里成长，再有便是对历史的思考、对文化的认知，还有来自生活岁久年长的累积。因此现在写起来很有底气。”76岁的冯骥才认真地说，“我只有一个问题，是我年龄大了。如果老天叫我多做事，就多给我一些时间。”

本报记者 蒋肖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