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时相交欢（散文）

    有段时间我住在安宁里，那种在港岛中西区能找出上百条的老巷子，不惹眼地藏身在大片市声与烟火气里，和善可亲。出巷有紧致而陡峭的石台阶和蜿蜒山道，向北一直走就是名字带点威严和凛然的皇后大道西。叮叮车（香港有轨电车）驶自海旁，微腥的风掠过时，将药材和渔汛娓娓道来，仿佛牵我招我坐到天星码头，在渡口来来回回地等待和踱步，当一位尽职尽责的游客，憧憬下一班车上会不会遇到老电影里的苏丝黄。

    然而大多数时候，我只是每天从公寓6层拐过12个楼梯间，学舌一样向一层值班的长者道声“早晨”，然后穿过熙熙攘攘的美丽大厦和红字牌匾去上堂。在楼下点心店门口，遇见三三两两结伴谈天的佝偻阿婆，转过街角的另一条道上，却能遇见宿醉的国际生的狂歌，最终所有人都在街口信号灯停下。在红灯亮起的短暂间隙里，我偷看这些不一样的人，也光明正大地观察对面的建筑：盘根错节的琐碎和平铺直叙的荒唐，原来是这座城市的两面，正如其垂直生长得那样蛮横，又折叠复展开得无比轻盈。

    没有课的日子，我在公寓过着最宜逃世的生活：在那许多个长长的三月天里，每天清晨微微睁眼就见窗上水雾，宛然一个冬的世界；打开窗向外望，也是雾气恹恹锁住半座山。朋友告诉我，这是港岛的回南天。我却在回南天里梦回北国，在镜中看到有冰花和柳絮的故乡老城，痴痴地盼着窗外飞过一只灰鹊鸟。再定睛看时，灰鹊鸟也已不见，只有桌上堆叠如小山的书。原来读书也是另一种不太高明的逃世，也同公寓生活一样，逃到究极，还是世道啮食人心。

    说来我似乎与雨缠绕了一些缘分，匮乏的几次出行经历都正巧遇上雨，而印象最深的一次，则是一时兴起去山顶看影展，不期遇上在北国从未见过的大雨，竟在离美术馆仅数步时，滞留在半山屋檐下，只有耐住性子，看水滴在石台阶上做着大胆而嘈杂的梦，又微尘般四散开去，淹在陌生声音的海洋里。

    石台阶高高低低，像极了粤音几个声调的平仄平仄平，这是拥山抱海的这座城的心音，藏在最切身的肌肤底下，非相亲近绝听不着的。不一会雨过后，四散的摊贩又回到原处，摆起冒着热气的鹌鹑蛋和烤红薯。这种市井气让我想起北方土地上生长着的那片街道江湖，盛大而隐秘。其实鹌鹑蛋与烤红薯也不见得与北方有什么斩不断的亲缘，可人在异乡，总爱把寻常视为珍宝，把短暂过成迁延。想起农历新年时，我一个人滞留在香港，在维多利亚公园看到北国寻常的淡黄色蜡梅，心下都要着实感动一番；但回公寓遇到外国同学问起中国年俗，反倒一时语塞了，磕磕绊绊才把团圆、剪纸、春联、烟火和拜年都带出来，自己却还是要吃赶在超市关门前买好的黄油面包、煮速冻水饺。

    事实上，我的大部分异乡经验也同除夕夜的速冻水饺一般乏善可陈：没有重庆大厦、旺角卡门，也没有兰桂坊彻夜迪斯科派对，有的是每天夜晚10点多穿过大学地铁站和终于闲散下来的街道，遇上孜孜矻矻夜巡的警察和奋力一整日后心满意足关张的店家主人；是我坐上地铁时总爱在最拥挤的区域看对面形形色色的乘客，看人群在站台聚了又散。但中年人脸上的一道年轮、情侣嘴角的一丝微颤、长者打电话时发抖的一边袖口，我却都记得。在泛滥的手机光线里，它们是最温暖而光亮的黑暗。

    我的故乡以保护遗产为名，未在市区通地铁，八个区划交通全倚仗出租车和公交车的运行。童年时辗转三区学琴的记忆已然漫漶，但在北方的酷热夏日里，站在水泥地上等车时脚底的灼烧却似乎已变成一种身体经验，至今都难以忘怀。曾经北上南下读书，仔细想想久居过的城市仿佛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官话与广东话也千差万别，我在努力学习后者时生生拗了无数从未张开过的口型。我仍然会在饮红豆沙时想到荷叶粥，在食鱼蛋时想到糖醋鲤，更在无数张普通人的面庞中看到相同，他们让我看到在幢幢灯影狂歌背后，在无根与乡土之间，也总有异乡人一厢情愿地附会，牵连起无数行行重行行的怀眷与别离。

    就像我初来时以为语言总是天然屏障，却在越来越能听懂一些后，也越来越愿意去听那些声音，在人群中飘来飘去的声音。背后的阿婆用粤语说了一句“天气变暖了一点”，语言的魔力有如忽然日出海上，波光跳宕。

    晚风沉醉，春夜轻柔，海潮连起世间音，我枕市声入眠，在梦里失了城，在醒时相交欢。

    责任编辑：曹竞 毕若旭

北京大学硕士生 李雅杰（2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