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书（散文）

    年初的时候，拜访一位做雕版印刷的手艺人。出于职业的缘故，他有收藏老书的习惯。有一本是他以极低的价格捡漏得来的，扉页盖着一枚傅雷先生的私印。这枚私印的价值无疑远超过书的本身。

    这是我第一回注意到正文前的印章，也是第一回，在史料之外看到一个人存在过的痕迹。

    经我手的老书，有两本。

    一本是校图书馆的《随想录》。大大小小近十个库室中，第一库室属于年纪最大的那一批书。它的地势非常低，位于北楼通往南楼的楼梯三角区后。白天，这里也永远亮着一盏善于造影的白炽灯。透过磨过砂似的玻璃窗往外看去，只看得见片片摇曳的影子。这里的旧书倒像偎着树根的层层枯叶了。

    本来不打算借的。然而这本《随想录》经历过一次涅槃重生的外表，对我这样的恋旧人士，实在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封面和书脊，换成了新补上去的牛皮纸，书名和作者名都是手写的，连墨水的颜色也光彩不再了；封底碎成了好几块，被几层透明胶带重新包成了完整的一片。

    当我翻开这本书时，几乎每一页的边角都是向内折的。即使我抹过去的动作一轻再轻，还是有许多碎纸片落下，令我心疼不已。

    印刷批次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公章还是“煤炭师范学院藏书”的字样。我忍不住开始猜想，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是怎样的同学，怀着怎样专注和虔诚的心态，对这本书进行了修缮和抢救呢？

    我陷入了津津有味的遐想中：是一个尽职尽责的义馆工作者？还是一个前来借阅的热心同学？他是抓紧在午休时间完成这个任务，还是等到最后一节课结束后，在寝室亮至深夜的台灯下，精益求精地复原这件小文物呢？

    想到这里，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我从未怀着这般逸趣洋溢的心境，开启一本新书的阅读。

    读到《怀念鲁迅先生》这一篇文章时，我注意到在“民族魂”三个字下面，有人用铅笔画了一道反复加粗的线。我往回翻，几乎每篇文章里都有铅笔做的淡淡的标注。这种程度的铅笔印很好擦除，一贯有些强迫症的我却不忍心这样做，甚至小心翼翼地避免触碰到它。

    这位留痕者，自然比不上傅雷先生大名鼎鼎。对我来说，珍贵程度却丝毫不亚于任何名家印迹。

    那时的我，是孤独的。我的爱好很少，把大量的课余时间花在啃砖头似的文学著作上。我找不到和身边同学的共同话题，而他们对我的为人也抱着或多或少的误解，譬如猜测我高傲、冷漠。我找不到解释的机会，心底的苦闷愈发深了。

    可是这一天，就在这一天，我讶异地发现在另一个时空的同一坐标，有另一个同龄人，对巴金先生抱着与我同等的敬意与热情。这使我的心中油然生出一股暖意。

    即使我们素未谋面，我也无法想象他的样貌、性情、专业、籍贯……但我坚定地相信，我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奇妙的缘分。

    我想，当初那些修理旧书、做下标注的同学，如今，多已为人父、为人母了。也许，连他们自己都忘了，曾在二十出头的年纪，与一本《随想录》共度过一段短暂而愉悦的时光。何其有幸，被我拾起。在这本书里，巴金先生不止一次地追忆，自己曾是少年；补书和读书的前辈们，曾是少年。如今，换我是少年。

    时间既残忍又慈悲，一面催着少年老去，一面赶着少年前来。

    我爱着“新”，挥洒着青春的力量，期待着明天，却又由衷地爱着“老”。不是逃避现实，不是附庸风雅，我珍视其中他人曾经鲜活过的痕迹，仰慕其中扛过了时间磨炼的风骨。所有幸存至今的“老”，都是蕴藏着亟待发掘和品味的新。

    爱着老的人，有无惧将来的勇气。

    责任编辑：龚蓉梅

淮北师范大学学生 陈秋旋（2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