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叫我“同”老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第27届研究生支教团甘肃分团团长 仝瑶(23岁)
来源:中国青年作家报
(2026年03月31日 01版)
我姓仝,这个姓总被念错。来甘肃省靖远县支教的第一周,我向孩子们纠正了十七八遍,“仝,跟‘同’一个音。”孩子们点点头,第二天照样喊“道法老师”。孩子们不知道,“仝老师”这个称呼对我自己来说也很是新的——来靖远之前,我的人生原本是另一条路。
我不急。名字嘛,时间长了就记住了。
那天下了课,一个女孩磨磨蹭蹭不走。我抬头看她,她把手背在身后,也不说话。“是哪里没听懂吗?我再给你讲讲。”她憋了好一会儿,忽然从背后伸出一只手——掌心里躺着一颗大白兔奶糖。
“今天同桌问我最喜欢的老师是谁,我说是‘同’老师。写出来才发现写错了。”她把糖搁在讲台上,“可是仝老师,我觉得这个字好像也没有错。”她说完就跑出去了。
我攥着那颗糖,站了很久。回到宿舍,把糖放在枕头边。夜里躺下,摸一摸,还在。
第二周,五六个学生在走廊里喊“‘同’老师”,我回头,他们嘻嘻哈哈跑开。第三周,两三个班都这么叫了。我终于忍不住问课代表。她歪着头,正在帮我收作业本。
“仝老师,你不喜欢吗?”
“没有不喜欢。”我说,“就是想知道为什么。”
她把那摞作业本抱在胸前,认真想了想。“我们觉得‘同’字特别好。就是你跟我们同在一起呀。”说完她继续收作业了。我站在讲台上,很久没说话。
“同在一起。”后来我才慢慢感受出这四个字的分量。
公开课那天,60个学生、40位听课老师,目光全砸在我身上。我的开场白带着自己都能察觉的微颤。我让学生用手势告诉我此刻的感受。台下有孩子攥着拳头,有孩子比出小小的爱心。
角落里,那个总低着头的男孩犹豫了一下,然后对我竖起了大拇指。他的眼睛亮亮的,像在说:“老师,你可以。”
45分钟的课堂,我的声音再没抖过。
课后我问他:“你从来不举手,那天怎么敢?”他搓着衣角,半天才开口:“老师,你第一次点我回答问题的时候,等了我好久。我以为你会跳过去,你没有,你还对我笑。”他顿了顿,“所以那天我也想让你知道,你也有我们。”
我张了张嘴,最后还是用笑容回应了他。
他的父母常年外出务工,他一个人带着妹妹上学、做饭、写作业。可就是这个孩子,在我最需要的时候,隔着半个教室,把大拇指举了起来。
期中考试,我带的班全年级第三,不差,但我睡不着觉。
深夜,我摊开近400份试卷,一道错题一道错题地看。那个总把“理解”写得很漂亮的女孩,记错了三个知识点;那个课堂发言最活跃的男孩,基础题丢了18分。他们不是学不会,只是欠一点儿“我必须把它背下来”的劲儿。
于是我让小组互相检查背诵,可总有几个“小家伙”眨着无辜的大眼睛,声音越来越小:“老师,我还没背熟……”
我收起笑容,静静地看着他们,3秒,5秒,10秒。他们眼睛里的嬉闹变成歉疚,从歉疚变成慌乱,最后是下定决心的那种沉静。“老师,明天早读我一定来找你背。”
第二天清晨,办公室里真的响起了断断续续的读书声。
期末考试,我们班是年级第一。
领进步奖的那个男孩,以前是催作业的“钉子户”,下课后他追到走廊:“老师,我没给咱班丢人吧。”我说:“你从来都不是丢人的那个,你是让我最骄傲的那个。”他愣了一下,飞快地跑了,跑出10米远,又回头冲我挥挥手。
那天靖远的晚霞是玫瑰色的。我站在走廊上,想起课代表说的话。“同在一起。”原来不是我在追赶一个目标,是他们决定和我走同一条路。从北京来的那个秋天,我以为自己是领路的人,那个黄昏我才知道,是孩子们牵着我的手,一步步走进靖远的风里。
我生日那天是周一。第二节下课,桌上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封口粘得细细密密。拆开,是6页信纸。
女孩写:“同老师,您说我们眼里有光。可我觉得,是您先看见了,我们才相信自己真的有光。”她曾连续两周上课不抬头。我没找她谈话,只是每天往她桌上放一颗糖。后来在她作业本上写:“累了就歇一歇,老师在这里。”
我坐在办公室窗边,一字一字地读。她在信里写爸爸离开后,不敢在妈妈面前哭,快忘了怎么笑。最后一页只有一行:“这些话我从没跟人说过。”后来她在课堂慢慢抬起头,微笑、举手。她说是我先看见了她,不是的,她眼里的光本来就在那里,我只是那个恰好路过、恰好回头、恰好照见了的人。
前些天课间,几个女孩围着我叽叽喳喳。忽然有人问:“老师,你后悔过跑这么远来吗?”
我想了想。想起来的不是那个曾经获得的保研名额,不是北京的热闹。是那个竖大拇指的男孩;是那个说不给我丢人的“钉子户”;是抽屉里那6页信;是9月哮喘发作时,我捂着湿毛巾备课,窗外只有风声;是10月甲流失声,板书写满一黑板,学生安安静静地记;是12月大雪,我在结冰的路面上一脚一滑往教室挪,摔了,爬起来;又摔了,再爬起来,膝盖青了半个月,可我一节课都没落下。
我说,没有。从来没有后悔过。她们满意地点点头,又叽叽喳喳地聊别的事去了。有个女孩走到门口,又回过了头:“‘同’老师,放学一道走啊。”
“同”老师,这是我收过的最好的称呼。
以前我以为教育是我带着知识翻山越岭来到这里。现在才明白,教育是一个女孩把等了20多天的信放进我的抽屉,是一个男孩隔着半个教室为我竖起大拇指,是一群孩子用一个姓氏告诉我:你来过,就不只是来过。
我们同处一间教室,同赏一场大雪,同站一个讲台的两侧。我们同在靖远灰黄的山脚下,同在彼此最需要被看见的那一年。
窗外的山还是灰黄灰黄的。可我知道,明年春天,草会绿,后年春天,花会开。
而我已经在这片土地上,被一群孩子重新命名。
见习编辑:郑欣宜
责任编辑:周伟
我姓仝,这个姓总被念错。来甘肃省靖远县支教的第一周,我向孩子们纠正了十七八遍,“仝,跟‘同’一个音。”孩子们点点头,第二天照样喊“道法老师”。孩子们不知道,“仝老师”这个称呼对我自己来说也很是新的——来靖远之前,我的人生原本是另一条路。
我不急。名字嘛,时间长了就记住了。
那天下了课,一个女孩磨磨蹭蹭不走。我抬头看她,她把手背在身后,也不说话。“是哪里没听懂吗?我再给你讲讲。”她憋了好一会儿,忽然从背后伸出一只手——掌心里躺着一颗大白兔奶糖。
“今天同桌问我最喜欢的老师是谁,我说是‘同’老师。写出来才发现写错了。”她把糖搁在讲台上,“可是仝老师,我觉得这个字好像也没有错。”她说完就跑出去了。
我攥着那颗糖,站了很久。回到宿舍,把糖放在枕头边。夜里躺下,摸一摸,还在。
第二周,五六个学生在走廊里喊“‘同’老师”,我回头,他们嘻嘻哈哈跑开。第三周,两三个班都这么叫了。我终于忍不住问课代表。她歪着头,正在帮我收作业本。
“仝老师,你不喜欢吗?”
“没有不喜欢。”我说,“就是想知道为什么。”
她把那摞作业本抱在胸前,认真想了想。“我们觉得‘同’字特别好。就是你跟我们同在一起呀。”说完她继续收作业了。我站在讲台上,很久没说话。
“同在一起。”后来我才慢慢感受出这四个字的分量。
公开课那天,60个学生、40位听课老师,目光全砸在我身上。我的开场白带着自己都能察觉的微颤。我让学生用手势告诉我此刻的感受。台下有孩子攥着拳头,有孩子比出小小的爱心。
角落里,那个总低着头的男孩犹豫了一下,然后对我竖起了大拇指。他的眼睛亮亮的,像在说:“老师,你可以。”
45分钟的课堂,我的声音再没抖过。
课后我问他:“你从来不举手,那天怎么敢?”他搓着衣角,半天才开口:“老师,你第一次点我回答问题的时候,等了我好久。我以为你会跳过去,你没有,你还对我笑。”他顿了顿,“所以那天我也想让你知道,你也有我们。”
我张了张嘴,最后还是用笑容回应了他。
他的父母常年外出务工,他一个人带着妹妹上学、做饭、写作业。可就是这个孩子,在我最需要的时候,隔着半个教室,把大拇指举了起来。
期中考试,我带的班全年级第三,不差,但我睡不着觉。
深夜,我摊开近400份试卷,一道错题一道错题地看。那个总把“理解”写得很漂亮的女孩,记错了三个知识点;那个课堂发言最活跃的男孩,基础题丢了18分。他们不是学不会,只是欠一点儿“我必须把它背下来”的劲儿。
于是我让小组互相检查背诵,可总有几个“小家伙”眨着无辜的大眼睛,声音越来越小:“老师,我还没背熟……”
我收起笑容,静静地看着他们,3秒,5秒,10秒。他们眼睛里的嬉闹变成歉疚,从歉疚变成慌乱,最后是下定决心的那种沉静。“老师,明天早读我一定来找你背。”
第二天清晨,办公室里真的响起了断断续续的读书声。
期末考试,我们班是年级第一。
领进步奖的那个男孩,以前是催作业的“钉子户”,下课后他追到走廊:“老师,我没给咱班丢人吧。”我说:“你从来都不是丢人的那个,你是让我最骄傲的那个。”他愣了一下,飞快地跑了,跑出10米远,又回头冲我挥挥手。
那天靖远的晚霞是玫瑰色的。我站在走廊上,想起课代表说的话。“同在一起。”原来不是我在追赶一个目标,是他们决定和我走同一条路。从北京来的那个秋天,我以为自己是领路的人,那个黄昏我才知道,是孩子们牵着我的手,一步步走进靖远的风里。
我生日那天是周一。第二节下课,桌上放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封口粘得细细密密。拆开,是6页信纸。
女孩写:“同老师,您说我们眼里有光。可我觉得,是您先看见了,我们才相信自己真的有光。”她曾连续两周上课不抬头。我没找她谈话,只是每天往她桌上放一颗糖。后来在她作业本上写:“累了就歇一歇,老师在这里。”
我坐在办公室窗边,一字一字地读。她在信里写爸爸离开后,不敢在妈妈面前哭,快忘了怎么笑。最后一页只有一行:“这些话我从没跟人说过。”后来她在课堂慢慢抬起头,微笑、举手。她说是我先看见了她,不是的,她眼里的光本来就在那里,我只是那个恰好路过、恰好回头、恰好照见了的人。
前些天课间,几个女孩围着我叽叽喳喳。忽然有人问:“老师,你后悔过跑这么远来吗?”
我想了想。想起来的不是那个曾经获得的保研名额,不是北京的热闹。是那个竖大拇指的男孩;是那个说不给我丢人的“钉子户”;是抽屉里那6页信;是9月哮喘发作时,我捂着湿毛巾备课,窗外只有风声;是10月甲流失声,板书写满一黑板,学生安安静静地记;是12月大雪,我在结冰的路面上一脚一滑往教室挪,摔了,爬起来;又摔了,再爬起来,膝盖青了半个月,可我一节课都没落下。
我说,没有。从来没有后悔过。她们满意地点点头,又叽叽喳喳地聊别的事去了。有个女孩走到门口,又回过了头:“‘同’老师,放学一道走啊。”
“同”老师,这是我收过的最好的称呼。
以前我以为教育是我带着知识翻山越岭来到这里。现在才明白,教育是一个女孩把等了20多天的信放进我的抽屉,是一个男孩隔着半个教室为我竖起大拇指,是一群孩子用一个姓氏告诉我:你来过,就不只是来过。
我们同处一间教室,同赏一场大雪,同站一个讲台的两侧。我们同在靖远灰黄的山脚下,同在彼此最需要被看见的那一年。
窗外的山还是灰黄灰黄的。可我知道,明年春天,草会绿,后年春天,花会开。
而我已经在这片土地上,被一群孩子重新命名。
见习编辑:郑欣宜
责任编辑:周伟